在全世界鼓舞踏入2020年時，香港無法同樣歡慶。那晚在旺角，人們聚集於街上、地鐵站外，悼念過去一年來離去的死者，當跨年倒數開始時，他們高喊：「10、9、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7分鐘後，港警發射催淚彈，香港在衝突中為新的一年揭開序幕。
當時，作家鄧小樺在旺角街口，被催淚彈擊中左眼角，眼鏡碎裂、臉上血流不止；她的際遇，只是這一年來港人生活的縮影，自反送中運動開展以來，街道無時不瀰漫著煙霧、喊叫，東方之珠的面貌，泰半都跟衝突緊緊聯繫。
但衝突畢竟不是街道的唯一面向，鄧小樺背後有個計畫，是香港文學館今年出版的《我香港，我街道》，邀集54位作家書寫記憶中的香港街道；作為香港文學館總策展人，對鄧小樺來說，人們對生活空間的記憶，與身份認同緊緊相依，也是反抗的基底。
從處變不驚到憤然抵抗 香港藝文圈的10年轉變
《我香港，我街道》以記憶書寫城市，背後的脈絡，要回溯10年以上。2003年，香港與中國簽訂《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轉型以旅遊作為主要經濟結構，自此滄海成桑田。鄧小樺回憶，過去香港宛如「比較寒酸的芝加哥」，灰灰冷冷，充滿了70年代的現代主義建築，但在國際化趨勢來襲、國際品牌陸續進駐後，都市更新開始出現，鋪子、舊街區被改建成高檔商場。
「可以讓流浪漢、OL或廚師午休出來抽菸、比較平民的地方，都要拆掉，但當整個地區變高檔時，大家的生活也沒變好，許諾的生活要變好，其實只是美麗的糖衣。」鄧小樺說。
香港在2006、2007年，分別因天星碼頭、皇后碼頭面臨拆除，改建為道路與商業大樓，而引發對空間、文化的保留運動；也是在那幾年，她與韓麗珠、謝曉虹等人，一同創立了《字花》雜誌，除了專注於文學的推廣外，也開始專注公共議題。
其實當時的時代氛圍，並不如此關注議題。鄧小樺指出，過去大部分作家，認為空間的轉變就像季節一樣尋常，「當時有些文學前輩會說，東西改變是很自然的，就用文學來留住記憶，但我們說不是自然的，是人為的，可以透過制度的改變來影響，現在12、13年過去，比較保守的前輩也會喊：『這是政府幹的，他們都是為了錢！』到現在這已經變成共識。」
彼時不僅文學界，包含音樂、劇場、舞蹈、裝置藝術等藝文界人士，不少也加入保育運動，快速以此作為創作，鄧小樺說，過去都市空間發生改變，感受大多是私人的，「像我常躲的鋪子沒了，以前這是我自己的憂鬱，但06、07年後，就覺得這不只是個人情感，還有集體的回憶、對生活的想像。」
如此的記憶值得被紀錄，鄧小樺後來於香港文學館，擔任總策展人，文學館並在2015年，以《我街道，我知道，我書寫》為計畫，召集文人書寫土地。
殖民政府邊緣化、中國政府打壓「香港文學始終是私人的」
有趣的是，計畫開始之初，其實沒人要寫大街道，「等了好久才有人寫彌敦道，香港大家會繞開大街道，都是跟自己記憶相關的東西，可以說不是很有野心，不是說我要寫香港最重要的街道、這篇文章會很多人看、會傳世。」
「香港文學始終是比較私人的，用私人角度去講，不是國家大事，除非是寫了很多年的少數作家，才比較有為地方做傳的意識，香港作家還是個人性比較重一點。」鄧小樺談到，像劉偉成就是一個為地方做傳的例子，他很有經驗，從年輕時就不斷寫街道，自己有比較強烈的寫作譜系。
鄧小樺認為，文學在香港始終是私人的，這個原因在於殖民地身份，「而且是外國殖民地，所以香港比較體面的語文其實是英文，很多菁英會說：『Sorry，我中文不好。』這是個光榮，表示英文比中文好，中國知識份子則常覺得是媚外、媚俗、很商業化的社會。」
過去英國政府對待文學的態度，鄧小樺說是所謂「綏靖」，「就是讓他們邊緣化，不打壓也不批判，你還是可以讀到這種文字，但讓你覺得這是無權、無勢、無財的東西。」
鄧小樺說，在這種情況下，香港文人變得不相信公共，感覺私人的東西比較真實，而回歸後也沒改變過，反倒變成粵語受到打壓；他也指出，《我香港，我街道》的原名是《我街道，我知道，我書寫》，連用了3個我，這樣私人的呼告，也對香港文人大有激勵作用。
以城市稀釋國家！香港本土認同由下而上、在抗爭中萌發
將54位作家思緒從街上帶回，自然就呈現了54種面貌，有的引經據典，也有的寫童年回憶，門口的粥麵攤、談天的冰室都在文字裡重建，而作為2015年開展後的計畫，示威自然也成為一種記憶，水砲、布袋彈在字裡行間，依然暴力兇殘。
說著鄧小樺細數文人舊識， 董啟章、韓麗珠、李維怡、李智良、廖偉棠等人，早就有對社運的書寫經驗，而如余婉蘭、查映嵐等人，也擦邊成了社運參與者，「因為這太大了，整個社會結構現在你不反抗，你不是正常人。」
「雨傘我們也有很多街道經驗，之後又有返送中，我們對街道的經驗又有不同了，完全不同的規模。」鄧小樺談到，香港的身份認同，常是在危機裡產生，「這很奇妙，本土認同不是由上而下，而且是由反抗者帶頭的，雖然有長期的土壤，但是是由反抗來激發。」
「我是反民族主義者，我喜歡香港是因為他是個城市，不是個國家、不是個民族。」鄧小樺說，香港雖然8成人講粵語，但基本上是混雜的社會，每個人來自的地方不太一樣，「香港是個城市，不是一個國家，他是用來稀釋國家的，我們在07、08年討論時，是用城市代替國家來討論，後來有些文化人把城市論帶到中國去，讓城市的獨特性出來，來替代民族國家 。」
「所以香港有什麼獨特？這就是它的反叛方法，它不反叛嗎？它很反叛，但它反叛嗎？它的反叛也不是那麼明顯，不是直接的對抗，很迂迴，可能會很用腦筋，當然現在看到是比較直接的對抗，所以我覺得香港也已經到達新的階段，大家很努力在找國際性的參照。」
沒有真相、無法表述 反送中的真實痛苦靠想像宣洩
在以城市稀釋國家的過程中，共同記憶自然是重要養分其中，「你要記住共同的氣氛是怎樣，而且它很真實，它有無法化約的真實。」
「反送中是個無法present、蒙面、無名的運動，你遭遇的事情不能講，跟你出生入死的人，你找不到他，它的壓力很大，這種狀況很接近真實，得不到真相，但很接近真實。」她談到，如許多年輕人在過程中意外身亡，往往無法調查出真相，「但你就覺得他一定是被殺死的，非常痛，這就是真實，真實就是我們為他的死很痛苦。」
在創作書寫上，她也指出反送中的獨特性，遠比過往的運動都更強，「因為消息流通不完整，沒辦法從公共渠道得到完整真相，其實很多人的想像力，是被過大的激發，真相被淹沒後，很大程度是靠想像。」
但她也指出，除了想像外，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真實，「每個人都有真實的感受，都是走著就遇到催淚彈，每個人經歷都不一樣，所以創作蠻多的，很不同。」
從自己的角度看來，鄧小樺認為，這些既私人又真實的文字，可以跟公共進行溝通，也相信有朝一日，大眾能夠理解這場運動，「因為它是真實的，只要我們繼續講、繼續看、繼續聽，連成一個共同體，他就能被廣泛的理解，因為共同體中，相互理解的能力是很強的。」
「學習挖掘白色恐怖般的真相！」她：是作家該做的事
鄧小樺也同意，如今街道上的經歷，確實在人們心裡留下創傷，街道是私人又公共的空間，儘管在她心中，公共是美好的，但2018年以後，眾人對公共的信念已然崩潰，緣由是政府做得太差，以及資源爭奪以後，人們習慣把東西藏起來，加上反送中始終無法得知真相，人們對公共的信念，恐怕要很久才能重建。
從10多年前投身社會參與，到如今受傷掛彩，鄧小樺也感慨，「以前示威真的很美好」，她露出苦笑，說過去抗爭，對抗警察常常要靜坐好幾個小時，衝突前還有空看書，「現在就是到了（示威現場），還沒開始就放催淚彈，不用帶書、也不用看，書包裡都放防毒面罩，哪有位置放書啊？中了水砲書就完蛋。」
時代只能艱苦，但文學仍有溫柔的力量。論起文學在此時此刻的意義，鄧小樺則說，文學的個人性讓它有很強的紀錄、紓發功能，儘管因為越來越不能賣錢，不能像以前那麼有野心、想單憑文字就影響很多人 ，但文學的深度、廣度、負荷度依舊強大，仍有長期的需要，「我們也會想，要學習怎麼去挖掘像白色恐怖那樣的事情，我們作家好像要去做這些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