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說，創新領域薪資在漲，但傳統領域薪資是平的，經濟學上稱這樣的現象為「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 theorem」（要素價格均等化理論） ，如果缺乏有特色的生產要素，薪水就會慢慢跟世界齊平化。
世界上傳統領域的薪水大都是越南、中國大陸主導，因為人多，人多權數就大，所以全世界缺乏高科技能力者的薪水，大多都由中國大陸市場決定。因此，台灣薪水就會慢慢會向後看齊。
有些人會擔心「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如果跟中國大陸過度往來，會把台灣薪資拉下去。這種想法一半對、一半錯。
我們跟全世界往來，就會把國內沒有技術特色的勞工薪水拉下去。而薪水會不會漲，就看國內有技術特色的勞工占多少百分比。如果要與全世界走沒有技術特色的產業競爭，那是必死無疑，薪水還會再降。
簡單地說，在傳統產業，完全競爭理論是對的，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也是對的，薪水一定要下降。而在創新驅動產業，創新經濟理論是對的，所以只要在創新行業上能維持領先和特色，薪水就會上漲。
尋找「悶經濟」的突破點
如果科技產業沒有辦法取得領先地位，停下來和追兵打仗，就會像傳統產業一樣失去領先的優勢。台灣經濟悶，是因為沒有產業創新，孫運璿先生當行政院院長時推了三個產業：半導體、食品工業、電動車，唯一成功的就是半導體，而剛好也找來張忠謀，對的政策、優秀的經營者及當時的產業環境共同搭配下，才能發展得如此成功。
創新的事情充滿不確定性，創新產業、創新經濟，唯有持續推動，總會有成功的一次。
悶太久會引起併發症，就像牙痛拖太久有可能會造成蜂窩性組織炎。這十幾年悶經濟，薪資停滯造成民意憤怒，是第一種併發症，民怨就容易轉變成民粹，讓很多政策的規劃和執行陷入風險。
併發症二，官員也變得有點蹉跎。例如，沒有人會否認都更有利經濟發展，但也有官員說現在社會氛圍不對，改天再說。社會氛圍不對，官員的責任不就是想辦法解決社會問題、改變氛圍嗎？如果什麼事都等到社會氛圍對了，才能解決問題，官員就毫無作用了，也不需要官員解決問題了。
又例如國科會已將中科二林園區轉型，把用水量從16萬噸減到兩萬噸，排水量從12萬噸減到兩萬噸，這只是環境差異分析，一切條件改善就應該自動通過，而不需要再審六個月。委員卻不斷提出新條件，例如要把汙水排放降到零。事實上全世界沒有一個園區能做到零排放。環保的問題，若一直擺盪在環境保護的無限上綱和唯產業開發的思維，永續發展就很難有平衡點，這樣的爭議層出不窮，也是受到上述二種併發症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