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老師更親和現象學的分析方法。「對於現象學家來說，成為分析物件的並不僅僅是映入眼簾的這些事物，始終有更多的東西與之關聯糾結。如果你的分析物件是意識，那麼意識的意向性就把意向行為、意向物件、意向內容等一併帶了出來。如果你的分析物件是一個物體，那麼這個物體之為這個物體，依賴於它的在場方式、它的場域、它的世界，一言以蔽之，依賴那些不在場的東西。該物體的在場與不在場處在動態的關聯之中，而且讓這個物體顯現的世界始終先行。如果你的分析物件是人的存在，那麼人的『在世界之中』始終是第一位的現象。由於『在世』就不能不『牽掛』『操心』，因此對人的研究就絕無可能把『人』當成一個現成的東西、獨立不依的東西。」「敖德嘉說『我就是我加上我的環境』，表達的就是這樣的意思。在現象學家的眼中，充滿了『相互牽引』的勢場。那些表面看來獨立不依的物件，實際上處在一個隱蔽的勢場之中，唯有把握住這個勢場，這個『預先被給予者』，才有可能理解這個物件（被給予者）的所是。」正因為現象學始終在探尋著現象背後的「存在」，或那個「預先被給予者」，所以，現象學的方法就是一種「逆思」，或海德格爾所說的「回憶」。這似乎也解釋了李老師為何如此親和歷史，特別是近現代史，他是希望通過「知識考古」，挖出某些預先給予的，但又被當代人「遺忘」而處於遮蔽狀態的東西。
第四味，連通內外。這個內外的含義豐富，包括入世與出世之間，局外與局內之間，專業與業餘之間。李老師引默頓(Merton,1972)的觀點稱，「局內人也許比較瞭解日常生活熟悉的知識（acquaintance with），但局外人靠長期觀察和深刻反思，獲得系統的抽象知識（knowledge about）並不比局內人遜色。對局內人習以為常的事物，局外人卻問得出新鮮的問題，提供不同的解釋。更重要的是，默頓宣稱人們的身份不是單一不變的，而是背負著一群『交叉的身份集合』（cross-cutting status set，或譯為「身份簇」）。現象社會學家伯格（Berger,1963）直說我們都是『複數之人』(plural persons)，既是局內人，也是局外人，儘管組合的成分不同。」不斷地反躬自問，反觀自身，反觀自身立場和根基。這個和生命態度有關，也和學術姿態有關。從李老師身上，我感受到的是學問與生命的交融，學術不是肉身之外的什麼超凡脫俗的事，學術對於人文社科的學者來說，就是生命的一部分，甚至，肉體凡胎的一部分，不可分割。一位學者的學術修為與他的人生境界是連在一起的。學術不是純然「客觀」的東西。對於學術來說，既追求局內人的專業化，又反對過度專業化。他說，「一方面追求專業的嚴謹化，一方面謹防落入過度專業化而劃地自限的陷阱，以致異化為技術化、碎片化、孤島化的窠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