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經輾轉，李金銓教授的著作《傳播縱橫——歷史脈絡與全球視野》終於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了，上架沒有多久，就名列當網社會科學新書榜第一名。李老師表示，「捏捏臉，不敢相信」。作為這本書最早的讀者之一，我其實並不意外。戴望舒有一句詩：「一切好東西都永遠存在，它們只是像冰一樣凝結，而有一天會像花一樣重開」。中國人講「知人論世」，對於在傳播學界縱橫馳騁了四十年的李金銓教授來說，若讀不懂他這個人，而去讀他的書，很可能「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研究李老師的經歷，才能瞭解，為什麼李老師會這樣做研究和做這樣的研究。這種「通」，實際上貫穿了李老師的為人和為文，他終生都在致力於打通某些區隔，接通看似散亂的研究物件，用「上下左右」、「縱橫交錯」的視野做研究。考察李老師的生命史，他是一個一直「在路上」的行者，有跨文化、跨地域的全球化視野，而他的學術旨趣，也不同於專門從事傳播研究的學者，既旁及社會學、政治學等學科，又有後來的文史積累，所以他會反對傳播研究的「內眷化」。他的跨界跨的很徹底，很讓人服氣。
魯迅說自己是「中間物」，汪暉說魯迅「在」而不屬於明暗的任何一個世界，傳統和現代的任何一極。從某種程度上說，李老師也是這樣一個不屬於任何激進極端的「中間人」，他始終對任何一種極端化的迷信和表達都保持著警惕，對絕對主義如此，對極端的相對主義也是如此。魯迅的「中間物」是「肩起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更近虛無主義和獻身精神。李老師的「中間物」則帶有更加溫暖的調子，2017年我去香港城大做田家炳訪問學者的時候，記得就當時最時髦的話題「後真相」求教過李老師，他的回答是「鐘擺會擺過去，也會擺回來」。其實對於後現代、對於當下熱議的技術哲學等問題，都可以做如是觀。
一個人的經歷越豐富、人生越豐富，越有可能活的通脫。我甚至覺得2016年來的這場病痛，李老師的處理方式也和大多數人不同。大多數人把病當做一種「物件」「客體」的存在，所謂「戰勝病魔」，「與病魔做鬥爭」正是將病痛和身體一起他者化。而李老師不將病痛視為「魔」，不去打敗它。他是把病痛這種極端化的人生體驗當做生命的另一種常態來經歷，接受它，與它對話，與它溝通，與它交往和共處。其實，這種生命態度也體現在李老師的文章和講課方式上，文本是開放的、邀約式的，邀請你對話的方式，而不是拒絕的、封閉的、冷冰冰的。
我們常常用「五味雜陳」來形容複雜醇厚的味道，名家往往有一種味道，大家才可能五味雜陳。李老師的「五味」可以這樣品讀：
第一味，貫通中西。在《傳播研究的時空座標》中，李老師分析了中國式的直覺智慧和西方的邏輯推演之間的關係，如何互通和互證，平等對話，如何把直覺轉化為社會科學的語言和思維方式。在李老師當年的《超越西方霸權》一書中，也有這樣的觀點，既要超越西方霸權，又要警惕義和團式的學術民族主義。他考察全球化與在地化之間的關係，提出自己的思考路徑：「我自己嘗試從韋伯和現象學發展出一條路徑，首先考察在地經驗的內在理路，然後在抽象階梯逐級上升，於是在各個適當的點接觸更大的文獻，最後在地經驗得以和全球視野溝通融合。這是強調從具體性慢慢上升到普遍性，而不是以普遍性抹煞具體性。」
第二味，接通術道。做研究的人，常常會徘徊在思想和學術之間，邏輯和歷史之間。如果把邏輯和思想稱之為「道」，把對經驗和歷史的處理稱之為「術」，這種術道之爭、思想和學術的討論，在學術史中常常以各種面目反復出現。吳國盛說，「從胡塞爾出發的，比較重視邏輯；從海德格爾出發的，比較重視歷史。」韋伯說，「經驗論、英美派根在歷史，或可稱為實用理性。先驗論、大陸派根在邏輯，或可稱為價值理性。可悲的是，人類理性有兩股源頭，社會發展卻只有一條河床。當兩條大河爭奪一條河床時，或是江河改道，或是江河橫溢，人或為魚鱉——這就是法國革命式的悲劇。這樣的悲劇當然不該重演了。但是，人類切不斷歷史，也離不開邏輯。」關於思想與學術的關係，漢語知識界也討論過很久，最後似乎更認同王元化先生的說法，即追求「有學術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學術」。對於這個問題，李金銓老師說：「我們必須記住：學者根據研究的題目與材料做出分期或分段，或採取某種分析策略，並不止是『術』的一面；在『術』的背後更有『道』的一面，也就是牽涉到知識論和方法論的價值判斷，而這個『道』對疏理經驗材料的內在理路之『術』其實蘊含著指導作用。『術』是顯而易見的表面，『道』經常是隱而不彰的裡層，我們不但要盡可能瞭解作者分段後面的世界觀，也隨時警覺自己視為當然的預設。」李老師的處理方式是以術為表，以道為裡，道牽引著術，術彰顯著道。
第三味，打通大小。面對宏觀與微觀，普遍與特殊的問題，研究者各有偏向。李老師的研究，看似都在講大問題，但並非游談無根空疏闊大的宏論，而是曲徑通幽洞幽燭微，讓宏觀與微觀之間互通款曲。比如第四章，他以史學家蘭克的觀點作為引導，「從特殊性出發，我們可以拾級攀登到普遍性；但從宏大理論出發，我們再也回不去直覺地瞭解特殊性了。」以直覺智慧如何與社會科學互通為例，李老師從敘述性、解釋性、普遍性三個方面論證其結合。將抽象層次很高的問題落到中觀的層面。再具體地找到蘇軾《題西林壁》這個名篇，以此探討國際傳播與新聞史的三個關鍵問題：「（1）有沒有絕對的真實，社會建構的觀點提供什麼啟示？（2）局內人的觀點與局外人的觀點有何利弊得失，如何互相滲透？（3） 如何觀察經驗世界的常與變，同與異？」這是另一種「通」。
李老師更親和現象學的分析方法。「對於現象學家來說，成為分析物件的並不僅僅是映入眼簾的這些事物，始終有更多的東西與之關聯糾結。如果你的分析物件是意識，那麼意識的意向性就把意向行為、意向物件、意向內容等一併帶了出來。如果你的分析物件是一個物體，那麼這個物體之為這個物體，依賴於它的在場方式、它的場域、它的世界，一言以蔽之，依賴那些不在場的東西。該物體的在場與不在場處在動態的關聯之中，而且讓這個物體顯現的世界始終先行。如果你的分析物件是人的存在，那麼人的『在世界之中』始終是第一位的現象。由於『在世』就不能不『牽掛』『操心』，因此對人的研究就絕無可能把『人』當成一個現成的東西、獨立不依的東西。」「敖德嘉說『我就是我加上我的環境』，表達的就是這樣的意思。在現象學家的眼中，充滿了『相互牽引』的勢場。那些表面看來獨立不依的物件，實際上處在一個隱蔽的勢場之中，唯有把握住這個勢場，這個『預先被給予者』，才有可能理解這個物件（被給予者）的所是。」正因為現象學始終在探尋著現象背後的「存在」，或那個「預先被給予者」，所以，現象學的方法就是一種「逆思」，或海德格爾所說的「回憶」。這似乎也解釋了李老師為何如此親和歷史，特別是近現代史，他是希望通過「知識考古」，挖出某些預先給予的，但又被當代人「遺忘」而處於遮蔽狀態的東西。
第四味，連通內外。這個內外的含義豐富，包括入世與出世之間，局外與局內之間，專業與業餘之間。李老師引默頓(Merton,1972)的觀點稱，「局內人也許比較瞭解日常生活熟悉的知識（acquaintance with），但局外人靠長期觀察和深刻反思，獲得系統的抽象知識（knowledge about）並不比局內人遜色。對局內人習以為常的事物，局外人卻問得出新鮮的問題，提供不同的解釋。更重要的是，默頓宣稱人們的身份不是單一不變的，而是背負著一群『交叉的身份集合』（cross-cutting status set，或譯為「身份簇」）。現象社會學家伯格（Berger,1963）直說我們都是『複數之人』(plural persons)，既是局內人，也是局外人，儘管組合的成分不同。」不斷地反躬自問，反觀自身，反觀自身立場和根基。這個和生命態度有關，也和學術姿態有關。從李老師身上，我感受到的是學問與生命的交融，學術不是肉身之外的什麼超凡脫俗的事，學術對於人文社科的學者來說，就是生命的一部分，甚至，肉體凡胎的一部分，不可分割。一位學者的學術修為與他的人生境界是連在一起的。學術不是純然「客觀」的東西。對於學術來說，既追求局內人的專業化，又反對過度專業化。他說，「一方面追求專業的嚴謹化，一方面謹防落入過度專業化而劃地自限的陷阱，以致異化為技術化、碎片化、孤島化的窠臼。」
第五味，溝通個人與社會。這種通並非東海西海心同理同的通，而是李老師不斷強調的「同情的理解」。這一種通，將人與社會打通，將個體的生命體驗和世界打通。將學術的客觀性和學者的人間情懷打通。他說：
我願意相信，觀點即使再歧異，過程即使再艱辛，彼此還是要做溝通的努力。現象學家稱之為negotiation的過程，這個字在商場是議價的意思，在外交是談判；在文化溝通，則是以善意試圖進入對方的語境，經過反復的說明、辯難、揣摩和商量，達到心知其意的境界，建立彼此可以同意的底線，也找出那些雖瞭解但不同意的部分。而「溝通」即是 communication 的原始意義（詳見本書第 2 章），從溝通的過程中彼此獲取互為主觀的同情理解。
「community」過去一直被翻譯成「共同體」，而南茜認為，「共同體」的前提是要有一個「基礎或者本原。在反基礎主義的前提下，南茜提出了「共與」的思想，「在-共通-之中-存在」，認為「共通體是對分離（或削減）的呈現，是對這種區別的呈現，而這種區別則不是個體化，而是在-共顯著的有限性」。這個觀念和李老師有不謀而合互相支持的地方。人類學過去對族群的研究是「非我即他，非他即我」，現在更強調「他在我才在，我在他之中」，就是南茜所謂的「共與」。這個「共與」或「共在」，和海德格爾早期存在論的「在世界之中」也是互通款曲的。李老師的文章有濃郁的「共在」情懷，無論「溝通對話」還是「同情的理解」都體現了「共通」的神韻。其實，正如李老師所說，「社會科學的解釋的主旨不就在建立合理而有生命力的「聯繫」(connections)，使人與社會的關係豁然貫通嗎？」
社會科學的研究和人文學科的研究一樣，並無絕對的「真理」存在，但又並非全無章法規則的虛無和肆意妄為，橫看成嶺側成峰的意義正在於此。十四年前，在李老師的一次課上，他說過的一句話讓我記憶猶新：做研究到一定程度，不是人找問題，而是問題找人。我當時正迷海德格爾，海德格爾也說，不是人說話，而是話說人。今天，在2019年歲末這個寒冷的冬天，李老師的書終於出版了。我寧願相信，書之於人，文字之於人，也是「具身化」的存在，那是沉默的存在為了要說話，一把抓住人，讓他充當自己的嘴巴。
＊作者為安徽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院長
參考資料：
李金銓，《傳播縱橫：歷史脈絡與全球視野》，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版，第18頁。
吳國盛，《技術哲學經典讀本》,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編者前言第8頁。
朱學勤，《笑著的叫著的哭著的》，《讀書》，1991年，第11期，第29頁。
李金銓，《傳播縱橫：歷史脈絡與全球視野》，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版，第27-28頁。
李金銓，《傳播縱橫：歷史脈絡與全球視野》，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版，第128頁。
李金銓，《傳播縱橫：歷史脈絡與全球視野》，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版，第8頁。
吳國盛，《技術哲學經典讀本》,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編者前言第8頁。
李金銓，《傳播縱橫：歷史脈絡與全球視野》，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版，第19頁。
李金銓，《傳播縱橫：歷史脈絡與全球視野》，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版，第7頁。
李金銓，《傳播縱橫：歷史脈絡與全球視野》，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版，第21-22頁。
讓.呂克.南茜著，郭建玲等譯，《解構的共通體》，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7年版，第53頁。
李金銓，《傳播縱橫：歷史脈絡與全球視野》，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版，第22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