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快樂的權利：《人類大命運》選摘（2）

人類未來的第二大議題，可能是要找出幸福快樂的關鍵。歷史上已有無數思想家、先知和一般大眾認為，所謂的「至善」與其說是擁有生命本身，還不如說是能夠幸福快樂。古希臘哲學家伊比鳩魯（Epicurus）就曾說：崇拜神祇是浪費時間，死後一切不復存在，而生命的唯一目的就是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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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伊比鳩魯來說，追求快樂是件個人的事。但近代思想家則相反，認為這需要大家群策群力。如果沒有政府規劃、經濟資源投入和科學研究，個人追求快樂並不會有太大成效。如果你的國家遭到戰火肆虐、經濟陷入危機、健康照護求而不得，快樂就似乎是天方夜譚。十八世紀末，英國哲學家邊沁（JeremyBentham）主張，所謂至善就是「為最多人帶來最大的快樂」，並認為國家、市場和科學界唯一值得追尋的目標，就是提升全球的快樂—政治家應該追求和平、商人應該促進繁榮、學者應該研究大自然，但不是為了榮耀什麼國王、國家或神祇，而是為了讓你我都享有更快樂的生活。

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雖然許多政府、企業和實驗室也曾號稱追尋著邊沁的理想，但實際上仍然專注於更直接和明確的目標。要評斷國家是否強大，看的是領土大小、人口增加、GDP（國內生產毛額）成長，而不是國民是否幸福快樂。像是德、法、日這些工業化國家，雖然打造了巨大的教育、健康和福利系統，但仍然是為了強化國家，而不是確保個人福祉。

衛生系統也是如此。在十九世紀末，法、德、日等國開始為大眾提供免費醫療服務，為嬰兒接種疫苗、為兒童提供營養均衡的飲食，也為青少年提供體育課程。另外還將腐臭的沼澤排乾、消滅蚊害，並建立中央汙水處理系統。目的同樣不是為了讓人民快樂，而是讓國家更強大。國家需要有強健的士兵和工人，需要有健康的婦女、才能生育更多的士兵和工人，也需要官僚人員能夠上午八點準時打卡上班、而不是病倒在家。

就連福利制度，一開始也是為了國家的利益，而不是個體的需求。德意志帝國的鐵血宰相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於十九世紀末，率先開辦國家養老金及社會安全福利，但他的主要目標是確保國民忠誠，而不是增加國民福祉。你在十八歲為國家打仗、在四十歲願意納稅，是因為希望到七十歲的時候，能獲得國家的照顧。

但是在過去幾十年間，情況已有改變，有愈來愈多人開始認真看待邊沁的願景。人們愈來愈相信，這些為了強化國家統治基礎而生的巨大系統，其實應該是要為每一位國民的幸福與福祉而服務。不是我們要服務國家，而是國家要服務我們！「追求幸福的權利」原本只是為了約束國家權力，但已經在不知不覺中，演變成「幸福快樂的權利」，彷彿說人類天生有權要求幸福快樂，如果有什麼讓我們不能滿足，就等於違反我們的基本人權，而國家此時就該介入。

在二十世紀，想評估國家是否成功，或許公認的標準在於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per capita GDP）。用這種標準，新加坡每一位公民每年生產的商品和服務，平均總價值為56,000美元，比起每位公民只生產平均總值14,000美元的哥斯大黎加，實在是成功太多。

然而現在的思想家、政治家、甚至經濟學家，都呼籲要用GDH（gross domestic happiness，國內幸福毛額）來補充，甚至應取代GDP。說實在的，人們到底想要什麼？他們不想總是忙著生產，而是想要幸福快樂。生產之所以重要，是因為能夠為幸福提供物質基礎。但這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在一次又一次的調查中，哥斯大黎加人報告的生活滿意度，都遠高於新加坡人。而你是寧願當個生產力高、但不太開心的新加坡人，還是當生產力較低、但心滿意足的哥斯大黎加人？

我們最幸福？

可能就是這樣的邏輯，會推動人類把「幸福快樂」當作二十一世紀的第二主要目標。乍看之下，這項計畫似乎相對比較容易—畢竟饑荒、瘟疫和戰爭正逐漸絕跡，人類正經歷前所未有的和平與繁榮，預期壽命也顯著增加。有了這麼多，人們想必都很幸福快樂了吧？

事實不然。伊比鳩魯把至善定義成幸福快樂的時候，就曾告誡弟子，快樂是件辛苦的差事。光是物質成就，並無法讓我們長久感到滿足。事實上，盲目追求金錢、名譽和歡愉，只會讓我們痛苦不堪。舉例來說，伊比鳩魯就建議吃喝要適量，性慾也要節制。從長遠來看，深厚的友誼會比一夜狂歡，讓人更快樂。通往幸福快樂的道路其實暗藏艱險，而伊比鳩魯就規劃出整套倫理上的行為準則，希望藉此引導民眾。

伊比鳩魯顯然意識到一件事：快樂得來不易。雖然我們在過去幾十年間，已達到前所未有的成就，卻很難看到有哪個現象，證明當代人顯然比過去的前人更為滿足。事實上，甚至還有些令人不安的跡象：雖然已開發國家更為繁榮、舒適及安全，但是自殺率卻也遠高於傳統社會。

在祕魯、瓜地馬拉、菲律賓和阿爾巴尼亞這些貧困而政治不穩定的國家，平均每年每十萬人有一人自殺。但是在瑞士、法國、日本、紐西蘭這種富裕與和平的國家，平均每年每十萬人卻有二十五人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在1985年，大多數南韓民眾生活貧窮、未受教育、深受傳統束縛，且活在專制獨裁統治之下。到了今天，南韓已經是領先的經濟強國，國民教育水準在全球數一數二，並享有穩定而相對自由的民主制度。然而，南韓在1985年大約每十萬人有九人自殺，現今的自殺率卻飆破三倍，來到每十萬人有三十人自殺。

當然，也有些趨勢是日漸好轉，令人樂觀。像是兒童死亡率急遽下降，肯定是讓全體人類的幸福提升了，也部分補償了現代生活的壓力。然而，就算我們確實比先人快樂了那麼一些，整體福祉的增加幅度還是遠遠小於預期。在石器時代，人類平均每天必須取得4,000大卡的熱量，其中除了餵飽肚子之外，也要用在衣服保暖、製作工具、藝術和升起營火。到了今日，美國人平均每天使用228,000大卡的熱量，除了填飽自己的胃，也包括供給自己的汽車、電腦、冰箱、電視所需。33 這麼說來，美國人平均使用的能量，將近是石器時代狩獵採集者的六十倍。但一般美國人真的有比以前快樂六十倍嗎？這種美好的想法，可能只是一廂情願。

就算我們已經克服了許多昨日的苦難，想要正面取得快樂，這可能遠比從負面解除痛苦，還來得更加困難。如果是一位瀕臨餓死邊緣的中世紀農民，只要一塊麵包，就能讓他非常快樂。但如果是一位百無聊賴、薪水超高、體重過重的現代科技新貴工程師，你要怎麼讓他快樂起來？

對美國而言，二十世紀後半葉是個黃金時代—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獲勝，隨後的冷戰時期也奪下更關鍵的勝利，讓美國成為全球首屈一指的超級大國。從1950年到2000年，美國GDP從二兆美元成長到十二兆美元。實際人均收入增加了一倍。新發明的避孕藥讓性愛是前所未有的無拘無束。婦女、同性戀、非裔美國人和其他少數族裔，也終於從美國這塊大餅分到了比過去更大的一塊。便宜的汽車、冰箱、空調、吸塵器、洗碗機、洗衣機、電話、電視和電腦，如大水湧來，日常生活簡直徹底改觀。但研究顯示，美國人在1990年代的主觀幸福感，與1950年代的調查結果仍然大致相同。

在日本，從1958年到1987年間，平均實質收入成長為五倍，經濟成長可說是史上最快。但這種排山倒海而來的財富，伴隨著對生活方式及社會關係的各種正面及負面影響，對於日本的主觀幸福感卻是出人意料的，幾乎沒什麼影響。在1990年代，日本人對生活還是如同1950年代一樣滿意，或說不滿意。

幸福感也有玻璃天花板

看來幸福感就是罩了一片神祕的玻璃天花板，雖然我們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幸福感卻未能成長。就算我們能為所有人提供免費膳食、治癒所有疾病、確保世界和平，也不一定能打破這片玻璃天花板。要達到真正的幸福快樂，難度並不會比克服老死低得多。幸福快樂的玻璃天花板有兩大支柱，分別屬於心理層面與生物層面。在心理層面，快樂與否要看你的期望如何，而非客觀條件。光是和平繁榮的生活，並不能讓我們滿意；必須是現實符合期望，才能讓我們滿足。但壞消息是，隨著客觀條件改善，期望也會不斷膨漲。於是乎，人類近幾十年來的客觀條件雖然大幅改善了，但是帶來的不是更高的滿足，而是更大的期望。如果我們不做點什麼，未來不論達到什麼成就，可能我們還是會像當初一樣，永遠不會真正滿足。

從生物層面來說，不管是期望或是幸福感，其實都是由生物化學機制控制的，而不是由經濟、社會和政治局勢來決定。根據伊比鳩魯的說法，我們之所以感到幸福，是因為我們感受到愉悅的感覺（sensation），而且並未接觸到不快的感覺。邊沁也有類似的說法，認為大自然讓人類由兩個主人控制：快樂和痛苦；我們的所為、所言、所思，都由這兩個主人決定。承繼邊沁思想的彌爾（JohnStuart Mill）則解釋，幸福快樂也就是只有愉悅、沒有痛苦，而在愉悅與痛苦之外，沒有善惡之別。如果有人想從愉悅和痛苦之外的理由（譬如上帝的話語或國家利益）推導出善惡，這人是想騙你，而且也可能騙了他自己。

在伊比鳩魯的時代，這種言論是褻瀆神靈。在邊沁和彌爾的時代，這種言論是反動顛覆。但是在二十一世紀早期，這就成了科學正統。根據生命科學的說法，快樂和痛苦只不過是身體各種感覺的總和狀態。愉悅或痛苦從來就不是對外在世界事件的反應，而是對自己體內感覺的反應。丟掉工作、離婚、或是政府開戰，事件本身並不會讓人受苦。唯一能讓人痛苦的，就是自己身體裡不愉快的感覺。丟掉工作會引發沮喪，而沮喪才是一種令人不悅的身體感覺。

世界上可能有一千種事情會讓我們憤怒，但憤怒也不是什麼抽象的概念，而是體內燥熱、肌肉緊繃的身體感覺，這才是憤怒的真相。我們說「怒火中燒」，確實是有些根據的。相對的，科學也說並沒有人是因為得到升職、中彩券、甚至是找到真愛而快樂。真正能讓人幸福快樂的，只有一件事、別無其他可能，也就是身體裡的愉悅感覺。想像自己是戈策（Mario Götze），擔綱2014年世界盃德國隊的攻擊型中場球員，在決賽對上阿根廷；這時已經開賽一百一十三分鐘了，兩隊都未能得分。再過短短七分鐘，就要來到恐怖的PK大戰。巴西里約的馬拉卡納體育場，塞滿了七萬五千名激動的球迷，全球還有不知幾百萬觀眾焦急的緊盯螢幕。你離阿根廷的球門只有幾公尺，這時舒勒（André Schürrle）忽然朝你踢來一記妙傳！你胸口停球，看著球向你的腳落下，再空中起腳一射，看著球越過阿根廷門將，強力射進球網。進了！

體育場如火山爆發，幾萬人瘋了一般大吼，你的隊友衝上來擁抱親吻你，國內柏林和慕尼黑的數百萬觀眾，也在電視螢幕前激動落淚。這時你欣喜若狂，但並不是因為在阿根廷球門裡那顆球，也不是因為在巴伐利亞邦露天啤酒吧裡塞爆球迷的歡天喜地，而是因為在你的身體裡面，各種感受正有如風暴一般襲來，「欣喜若狂」就是對這些感覺的回應。你覺得有冷顫在你的脊椎上上下下，電波一波一波衝過身體，好像自己溶入了幾百萬顆爆炸的能量球一般。

你不用在世界盃決賽踢進致勝一球，也能得到這樣的感覺。像是工作上意外升遷，讓你開心得跳了起來，就是對同一種感覺的反應。你的心靈深處，其實根本不懂足球、也不懂工作，只懂生物生理的感覺。如果你升遷了，但因為某種原因而沒有得到這種愉悅的感覺，你就不會覺得滿意。反之也是如此。如果你剛被開除（或是輸了一場重要賽事），但感受到了非常愉快的感覺（也許是因為嗑藥），那你還是可能以為自己就站在世界的頂峰，飄飄欲仙。

但壞消息是，愉悅的感覺很快就會消退，遲早會轉變成不愉快的感覺。就算踢進了世界盃決賽的制勝球，也無法保證一生幸福，甚至是到了頂點之後就只能下坡。同樣的，如果去年我意外升遷，很有可能雖然現在我還是在這個位子上，但當初聽到消息的愉悅感早已經在幾個小時後就煙消雲散。如果想再感受那些美妙的感覺，就得再升遷一次。萬一滿懷期望、卻沒能再升遷，感受到的痛苦和憤怒，可能還遠比當初乾脆一直當個小卒來得高。

興奮感總是太短暫

這些都是演化的錯。無數代以來，我們的生化系統不斷適應，為的是增加生存和繁衍的機會，而不是快樂幸福的機會。只要是有利於生存和繁衍的行為，就會得到生化系統用愉悅的感覺來回饋。
但這不過是一時的行銷花招罷了。我們努力取得食物、追求伴侶，就是想避免飢渴帶來的不愉悅感覺，並且滿足進食的愉悅、性愛的高潮。但無論進食或性愛，這種愉悅都無法長時間維持，想要再次感受，就只能去尋找更多的食物和伴侶。

如果哪天出現一種罕見突變，讓某隻松鼠只要吃了一顆堅果，就能一輩子感覺無上的快樂，情況會怎樣？技術而言，只要從松鼠的大腦下手，確實能夠做到。而且誰知道呢，或許幾百萬年前就出現過這樣幸運的松鼠，但牠過的就會是極其快樂、但也極其短暫的一生，讓這種罕見的基因突變迅速畫下句點。原因就在於，覺得快樂的松鼠再也不會努力去找更多堅果，更不用說是求偶交配了。至於和牠競爭的其他松鼠，吃了堅果才過五分鐘，就又覺得餓，反而有更好的機會能夠生存，並把自己的基因傳給下一代。正是基於完全相同的原因，人類蒐集的堅果（高薪的工作、大房子、好看的另一半）也很少能帶來長期的滿足。

可能有人會說，情況也沒那麼糟啦，因為讓我們快樂的不是那些結果，而是追求目標的過程。攀登聖母峰的過程，會比站在山頂更令人滿足；挑逗和前戲，要比最後的性高潮更為精采；進行開創性的實驗，也比最後獲得讚美和獎項更有趣味。然而，這並未改變事情的全貌，只是說明演化會用各種不同種類的愉悅，來控制我們罷了。有時候，演化是用愉悅或安寧的感覺，引誘我們行動；也有時候，是用得意或興奮的感覺，刺激我們向前。

動物如果在尋找某種增加生存和繁衍機會的東西（例如食物、夥伴、或社會地位），大腦就會產生警覺和興奮的感覺，而因為這種感覺如此美妙，就能促使動物更加努力。在一項著名的實驗中，科學家把電極連接到幾隻大鼠的腦子，大鼠只要踩下踏板，就能創造出興奮的感覺。接著，他們讓大鼠有美味的食物和踩踏板這兩個選擇，結果大鼠寧願選擇踏板（很像是小孩寧願打電動，也不想下樓吃飯）。這幾隻大鼠一次又一次踩著踏板，直到因為飢餓和疲憊而倒地不起。

人類很可能也是這樣，喜歡比賽過程的興奮，大於最後成功的桂冠。然而，真正讓比賽如此吸引人的，就是那些令人開心的感覺了。像是爬山、打電動或去盲目約會，這些活動的過程絕不可能完全只有壓力、絕望或無聊這些令人不快的感覺，否則斷無可能有人參加。

可惜的是，比賽那種興奮感，就像勝利時的幸福感一樣，轉瞬即逝。風流男人享受一夜情的刺激，商人享受咬著指甲看道瓊指數上上下下，電玩玩家享受在電腦螢幕殺怪；對他們來說，再去回味昨日的冒險，並不足以讓他們感到滿足。就像大鼠必須一次又一次踩下踏板，不管是風流男子、商界巨擘或電玩玩家，一樣是每天都需要有新的刺激。雪上加霜的是，這裡的期望一樣會因現有條件而適應，昨天覺得刺激的挑戰，今天太快就化為沉悶。又或許，幸福快樂的關鍵既不是比賽、也不是金牌，而是要能調合出興奮與安寧這兩種元素的正確劑量組合；但我們大多數人，往往不斷在緊張與舒坦這兩端來回跳動，到了哪端就開始對那端感到不滿。

操縱生化反應可獲得快樂嗎？

如果科學說得不錯，幸福快樂是由生化系統所掌握，那麼唯一能確保長久心滿意足的方法，就是去操縱這個系統。別再管經濟成長、社會改革或政治革命了；為了提高全球幸福快樂的程度，該操縱的是人類的生物化學。

過去幾十年間，人們確實已經開始這麼努力了。五十年前，精神藥物背負著嚴重的汙名，如今這種汙名已然打破。不論這是好是壞，現在有愈來愈高比例的人口，定期服用精神藥物，確實有些是為了治癒使人衰弱的心理疾病，但也有些只是要面對日常生活的沮喪和偶爾襲來的憂鬱。

舉例來說，已經有愈來愈多學童開始服用利他能（Ritalin）之類的興奮劑。2011年，美國因為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而服用藥物的兒童人數，就有三百五十萬人。英國的這個數字，則從1997年的九萬二千人，上升到2012年的七十八萬六千人。這些藥物的原本目的，是要治療注意力障礙，但今天就連某些完全健康的孩子，也開始服藥，希望能夠提高成績，迎合老師和家長愈來愈高的期望。

很多人相當反對這種發展，認為問題不是出在孩子，而是出在教育體系。如果學童出現注意力障礙、壓力過高、成績不佳，或許我們該怪的是學校教法過時、教室過度擁擠、生活節奏已經快到不自然。或許該改變的不是孩子，而是學校？各種相關論點的歷時演變，十分耐人尋味。幾千年來，教育方法的相關爭論未曾停息，無論是在中國古代或是英國的維多利亞時代，人人都各有一套理論，而且都對所有其他理論嗤之以鼻。但在先前，至少大家還有一點達成共識：想改善教育，該從學校下手。然而現在，大概是歷史上首次，至少有一些人已經認為，更有效率的做法是從學生的生化狀態下手。

軍隊也朝著同樣的方向前進：美國有12%的伊拉克駐軍、17%的阿富汗駐軍，曾經服用安眠藥或抗憂鬱症藥物，協助應對戰爭造成的壓力和痛苦。人會感覺到恐懼、憂鬱和精神創傷，原因不在於砲彈、詭雷或汽車炸彈本身，而在於荷爾蒙、神經傳遞物質和神經網路。共同遇上同一場埋伏的兩名士兵，可能一個嚇到呆滯、方寸大亂、之後幾年噩夢連連，另一個卻能勇敢向前殺敵，最後榮獲勛章。這裡的不同點，就在於兩名士兵身體裡的生物化學反應，如果能設法控制，就能一石二鳥，讓士兵更快樂，軍隊也更有效能。

用生物化學來追求快樂，也是這個世界的頭號犯罪原因。2009年，美國聯邦監獄有半數受刑人是因為毒品入獄；義大利受刑人有38%因為毒品相關罪行遭定罪；英國受刑人也有55%是因為使用或交易毒品而觸法。2001年的一份報告發現，澳洲受刑人犯下入獄罪行時，有62%都吸了毒。

人們喝酒是為了遺忘，抽大麻是為了感到平靜，用古柯鹼和安非他命是為了感到敏銳而自信；吞搖頭丸能讓人放大感官、感受狂喜，而LSD則會讓你踏進一場脫離現實的迷幻夢境。有些人靠著用功學習、工作或養家才得到的快樂，有些人只要操縱分子、調出正確劑量，就能遠遠更為輕鬆的搞定。這對於整個社會和經濟秩序都是實際存在的威脅，也正因如此，各國才會堅持對生化犯罪發動一場血腥而無望的戰爭。

國家希望管制用生物化學追求快樂幸福的手段，定出「好」與「壞」的區別。這裡的原則很清楚：如果有利於政治穩定、社會秩序和經濟成長，這樣的生化操作不但可允許，甚至還應鼓勵（例如能讓過動的學童平靜下來，或是讓士兵迫不及待投身戰役）。至於如果威脅到穩定和成長，這樣的生化操作就要禁止。然而，每年都有許多新藥從各大學、藥廠及犯罪組織的實驗室中誕生，國家與市場的需求也不斷變化。隨著用生化來追求快樂的腳步逐漸加速，對政治、社會和經濟也將有所影響，並愈來愈難以控制。

而且，使用藥物還只是個開端。實驗室裡的專家已經著手研究以更複雜的方式操縱人類的生化反應，例如將電流刺激，直接送至大腦特定部位，或是用基因工程控制人體的藍圖。不論確切方法為何，要透過生物化學操縱方式得到幸福快樂，並不容易，因為這其實改變了生命最基本的模式。不過話說回來，克服饑荒、瘟疫和戰爭，在過去又豈是易事？

長生不死之外，也想追求永恆的愉悅

究竟人類該不該花這麼大的心力來追求生化的快樂，至今離定論還很遠。有人會說，快樂這件事根本沒那麼重要，要說個人滿意度是人類社會的最高目標，根本是走錯了路。有些人可能認為快樂確實是至善，但對於生化專家認為快樂只是身體愉悅的感覺，則很有意見。

在大約兩千三百年前，伊比鳩魯就曾警告門徒，無節制追求享樂很可能帶來的反而是痛苦，而非快樂。幾個世紀前，佛陀還有個甚至更激進的主張，認為追求快感正是痛苦的根源，這種快感只是短暫、毫無意義的振動。得到快感時，我們的反應不是滿足，反而貪得無厭，只是想得到更多。因此，不論我們感受到多少幸福、興奮的感覺，也永遠無法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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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我認定快樂就是這些稍縱即逝的快感，並且渴望要得到愈來愈多，我就別無選擇，只能不斷追求下去。好不容易得到之後，快感又很快消退，但因為光是過去快樂的回憶並不足以令我滿足，所以我又得從頭再來。像這樣的追求，就算持續幾十年，也永遠無法帶來任何長久的成果；我愈渴望這些快感，愈是變得壓力重重，愈是無法饜足。想得到真正的幸福快樂，人類該做的不是加速，而是慢下追求快感的腳步。

佛教對快樂的看法，與生物化學有許多共通之處。兩者都認為快感來得快、去得也快，如果人們只是渴求快感，卻不好好體驗快感，就仍然無法滿足。但接下來，佛教與生物化學兩者卻有了非常不同的解決方案。生化的辦法是開發出各種產品和療法，為人類提供無止無盡的快感，希望讓人能夠永遠享有快感。但佛教的建議則是減少對快感的渴望，不讓渴望控制我們的生活。佛教認為，我們可以訓練心靈，仔細觀察各種感覺是如何產生、又如何消逝。只要心靈學會看穿這些感覺的本質（也就是短暫、毫無意義的振動），我們就不再有興趣追求快感。畢竟，去追求一個倏然而來、忽焉而逝的東西，有什麼意義？

目前，人類對於生化解決方案的興趣是遠遠大得多。不論那些在喜馬拉雅山洞穴裡的僧侶、或是象牙塔裡的哲學家怎麼說，對資本主義信徒來講，愉悅的快感就是快樂，這種感覺可以周而復始。每過一年，我們忍耐不悅的能力愈來愈低，而對快感的渴望則愈來愈高。現在的科學研究和經濟活動都以此為目標，每年研發出更有效的止痛藥、新的冰淇淋口味、更舒適的床墊、更令人上癮的手機遊戲，好讓我們在等公車的時候，連一秒鐘的無聊都無須忍耐。

當然，這一切還是遠遠不足。智人的演化並未讓人能夠感受長久的快感，因此光靠冰淇淋或手機遊戲並不夠，如果真想長久感受到快感，必須改變人類的生物化學機轉，重新打造人體和心靈。而我們也正在朝這目標努力。我們可以爭論這究竟是好是壞，但似乎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大議題：確保全球的幸福快樂，就是會牽涉到重新打造智人，讓人可以享受永恆的愉悅。

打造「神格」的人類

在追求幸福和不死的過程中，人類事實上是試圖把自己提升到神的地位。不只因為這些特質如神一般，也是因為：為了戰勝年老和痛苦，人類必須能夠像神一樣，控制自己的生物基質。如果我們能夠從人體系統移去死亡和痛苦，或許幾乎就能隨心所欲重新打造整個人體系統，以各種方式操縱人類的器官、情感及智能。這樣一來，你就能為自己訂購大力士海克力斯的力量、愛神阿芙蘿黛蒂的性感、智慧女神雅典娜的智能，或是如果你想要的話，也能訂來酒神戴歐尼斯的瘋狂。

到目前為止，要增加人的力量，主要還是依靠改進外在工具。但在未來，則可能更會著重在改進人的身心，或直接將人與工具結合起來。人要升級為神，有三條路徑可走：生物工程、半機械人（cyborg）工程與無機生命（inorganic life）工程。

生物工程的起源，是認為我們還遠遠尚未發揮人類身體的完整潛力。四十億年來，天擇（natural selection）不斷對生物撥撥弄弄、修修補補，讓我們從變形蟲變成爬蟲、再到哺乳動物，現在成了自封的「智人」。沒有理由認為智人就是最後一站。從人類發展歷程來看，不過就是在基因、荷爾蒙和神經元方面，出現一些相對來說並不大的變化，就已經足以讓直立人（Homo erectus ，最厲害的成就只是能製作出石刀），變成了智人（生產出太空船和電腦）。誰曉得如果人類的DNA、內分泌系統和大腦結構再多變化一些，結果會是如何？

生物工程並不會耐心等待天擇發揮魔力，而是要取來舊有的智人身體，刻意改寫基因碼、重接大腦迴路、改變生化平衡，甚至是要長出全新的肢體。這樣一來，將會創造出一些小神（godling），這些小神與我們智人的差異，可能就如同我們和直立人的差異，那般巨大。

半機械人工程則更進一步，是讓人體結合各種非生物的機器設備，例如仿生機械手（bionic hand）、人造眼，又或是將數百萬個奈米機器人注入我們的血管，讓它們在血液中巡航、診斷病情並修補損傷。這種半機械人的某些能力，將會遠遠超出任何有機的人體。

例如，一副有機身體的所有部分都必須緊緊相連，才能發揮作用。如果有一頭大象的大腦在印度、眼睛和耳朵在中國、腳在澳洲，最有可能的情況就是這頭大象根本就死了，而且就算因為某種神祕的因素而還活著，也是眼不能視、耳不能聽、足不能行。

然而，半機械人卻能夠同時出現在許多地方。像是半機械人醫師，根本不用離開位於斯德哥爾摩的診間，就能在東京、芝加哥、甚至是火星上的太空站，進行緊急手術。唯一需要的，就是夠快的網路連線、以及一對仿生機械眼、一雙仿生機械手罷了。但是再想想，為什麼只能是一對呢？為什麼不能是四隻眼睛？事實上，甚至連這些想法都是多餘的，如果能有儀器直接連接半機械人醫師的大腦，又何必再用手去拿手術刀？

這聽起來可能很像科幻小說，但其實已經成為現實。最近已有猴子學會如何透過植入猴腦的電極，控制遠端的仿生機械手腳。癱瘓的病人也能夠單獨靠著念頭，就移動仿生機械肢體或操作電腦。如果你想要的話，也能夠戴上電子「讀心」頭盔，在家裡遙控電子設備。這種頭盔並不需要把電極植入大腦，而是去讀取你頭皮所發出的電波訊號。如果想開廚房的燈，只要戴上頭盔、想像一些事先編程的心理符號（例如想像你的右手做某個動作），就能把開關打開。這種頭盔現在網路上就買得到，只要四百美元。

2015年初，斯德哥爾摩一家高科技公司Epicenter有數百名員工在手中植入晶片。這個晶片大約米粒大小，存有個人安全資訊，讓他們只要揮揮手，就能打開門、或是操作影印機。他們希望很快也能用這種方式來付款。希歐柏拉德（Hannes Sjoblad）是幕後研發人員之一，他解釋道：「我們已經隨時都在與科技互動，但現在搞得手忙腳亂，得輸入各種PIN碼（用戶個人識別號碼）和密碼。如果能用手一摸就好，豈不是輕鬆自在？」

然而就算是半機械人工程，現在也仍然相對保守，因為它還是假定要由有機的人類大腦，扮演生命的指揮和控制中心。還有另一個更大膽的想法，則是徹底拋棄有機的部分，希望打造出完全無機的生命。大腦神經網路將由智慧軟體取代，這樣就能同時優游虛擬世界與真實世界，不受有機化學的限制。經過了四十億年徘徊在有機化合物的國度，生命終將打破藩籬，進入一片無垠的無機領域，形成我們在最瘋狂的夢中，都未曾設想的形狀。畢竟，不管以往我們的夢想再瘋狂，也還是不脫有機化學的限制。

離開有機領域後，生命或許也就終於能夠離開地球。四十億年來，生命之所以還是局限在地球上的一小部分，是因為天擇讓所有生物都完全得依靠著地球這顆巨大飛岩的獨特情境。就連現在最強韌的細菌，也無法在火星上生存。但如果是非有機的人工智慧，就比較容易殖民外行星了。

因此，用無機生命取代替代有機生命之後，可能就播下了未來銀河帝國的種子。但領導者不見得是像《星艦迷航記》裡的庫克船長，反而可能比較像是百科（Mr. Data）。

＊本文選自《人類大命運》（天下文化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