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傳統上有貴族，號稱民主堡壘、平民社會的美國，也有一些「隱性貴族」，最著名的當然是美國政治第一貴族甘乃迪家族；才把華盛頓郵報賣掉的葛蘭姆家族，也是美國一個「統治華府」80年的長青權勢家族。
貫穿郵報最重要年代的葛蘭姆夫人，來自法國的猶太家庭，父親梅爾是著名金融家，二戰前就應胡佛總統之邀出任聯準會（ＦＥＤ，等於美國的中央銀行）主席；戰後又應總統杜魯門之請，接掌世界銀行首任總裁；葛蘭姆夫人小時隨父母到歐洲，就見過如愛因斯坦、居禮夫人等名人。梅爾在1933年買下破產被拍賣的華郵，至此開啟家族80年的媒體權勢事業。
由於梅爾唯一的兒子是醫生，無意接掌家族事業，因此最後由女婿菲利浦．葛蘭姆（，菲爾）接手。菲爾是那一代的佼佼者，三十歲接掌郵報發行人，讓郵報逐步開始邁向一份偉大的報紙之途。不過，菲爾一半是發行人，一半是政治家，以現在的標準看，完全逾越媒體應有的份際。
幾件事充份顯示這種「政媒複合體」的特性。在那個還是「黑白分明」的種族隔離時代，1949年發生一次黑人爭取進入只有白人能進入的游泳池事件，郵報淡化處理，負責的布萊德利（新聞史上最著名的總編輯，水門案就是他擔任華郵總編輯時挖掘出的新聞）在辦公室大發雷霆，說到一半，菲爾出現，拍拍他的肩膀把他拉進辦公室，裡面有內政部長、助理部長、及總統特別顧問，菲爾要布萊德利把事件說一次；然後轉頭對官員說，如果不取消游泳池僅限白人的規定，這個新聞就要上郵報頭版，結果就達成協議。他成功的達成一件好事，但方法卻是逾越媒體該有的份際。
1960年的美國總統大選，菲爾原先是力捧詹森，後來則促成詹森成為甘乃迪的副手。他與甘乃迪是好友─或說情同兄弟，他甚至跟甘乃迪討論內閣人選、代其出馬與可能人選談職務。這種親密關係，對媒體是一種傷害─如古巴事件時，郵報就會應白宮之請，由菲爾下令壓下新聞；但也有好處，能得到直通最高層的消息；郵報在猜測誰出任新的國務卿時，最後由菲爾親自打電話給甘乃迪證實人選。
這種政治、媒體兩種權勢的「複合體」，也曾出現在台灣。在那個國民黨掌握一切的威權時代，台灣兩大報的老闆─中時余紀忠、聯合報王愓吾，都是國民黨中常委。他們在護衛黨國利益的同時，也嘗試在威權體制允許範圍內推動改革。在蔣經國總統過世，推選李登輝繼任黨主席的中常會上，主持的主席正是余紀忠，他在最後「推了一把」，讓李登輝順利當上主席，阻卻了保守派的反撲。每次內閣改組時，兩大報拼人事案獨家，也時常要由老闆作「最後查證」。
菲爾在1963年因精神疾病舉槍自盡，葛蘭姆夫人接手郵報，之後著名「五角大廈文件案」、「水門案」，郵報建立了足以與紐約時報匹敵的聲望與威信，葛蘭姆夫人成為華府─或是全美最有權勢的女人。這時的媒體老闆已經不會如菲爾那個時代一樣明目張膽的介入政治，成為政局中的 player，但雙方的關係還是剪不斷、理還亂。
外界稱華府最有權勢的機構是白宮，第二有權勢者則是郵報；雙方雖時有衝突，但也如跳探戈般的你進我退、我退你進。葛蘭姆夫人的晚宴，幾乎就是華府權力菁英的集會，每個人都想擠進去。非華府圈的新總統（如雷根、柯林頓），上任前必然要先拜葛蘭姆夫人這個大碼頭─台灣總統民選後，新任總統也總不會忘記要到主流媒體「拜碼頭」。
這就是媒體與權勢集團的關係；雖然媒體壯大後，本身亦有可能成為所謂的「財團」之一，但當媒體仍掌握在媒體家族手上時，這批報老闆的媒體人性格高於商人性格，縱然有其它事業了，根基仍在媒體。在數位時代，這些傳統紙媒全部面臨讀者流失、廣告驟減、財務失控的壓力。那些傳統的媒體家族幾乎無一例外的倒地不起，美西霸主洛杉磯時報的的錢德勒家族、財金新聞華爾街日報的班克羅夫特家族，俱往矣！只有紐約時報的蘇茲伯格家族仍掌控著紐時。
郵報每年虧損五千萬美元（約15億台幣），中時賣出前也出現過一年超過10億元的虧損。最悲哀與黯淡的是：這條虧損之路，不是景氣循環造成，而是大環境變化造成，因此看不到盡頭。媒體家族大都無力亦無心無限制的掏腰包去填黑洞。余家賣出中時集團、葛蘭姆家族出售郵報，還有包括各論壇公司、時代華納、新聞集團等大型媒體帝國，都在分割平面出版業務，平面紙媒的前景不問可知。
媒體其實是一個非常特別─或說「怪異」的產業。鴻海、台塑、國泰….等營收、資產以兆元計的企業，當然取得社會發言權；但一年營收數十億，只相當於一家中小企業的報紙、媒體，卻能享有與其企業體大小、營收不等比例的榮耀與影響力。但，這就是媒體！
在「新貴」買下有聲望、信譽的紙媒後，明顯的好處是延續這一家紙媒的生命，好的東主不僅帶來資金，也帶來新的經營觀念、技術。但也有風險，最大的風險是新東主雖然讓原來的媒體保存了「肉體」，但卻「失去了靈魂」─。非媒體出身的新老闆，或是對媒體特性不了解，或是本身商業利益龐大、甚至可能只是因為財大氣粗、粗鄙無知，把一個媒體最重要的資產─信譽，送入火坑，國內外這種例子可謂俯拾皆是。例如，外界已擔心郵報新老闆、亞馬遜的貝佐斯，會讓郵報護衛其網路交易免代徵營業稅的利益了─即使他不動用媒體，但當他在為其企業發言時，肯定官員與議員會「更認真對待」。
葛蘭姆夫人在其自傳中提到「一份報紙要存活必須在商業上成功，但發行人又必須明瞭他超出商業利益以外的責任」。梅爾在決定把郵報股權移到菲爾與葛蘭姆夫人手上時，特別建立一種「基金制度」，以確保郵報永遠為公眾利益服務。梅爾親自審定的新聞稿說：「為求生存，報紙必須在商業上成功。但同時，報紙又應符合公共利益，這是它與一般商業不同之處….除了政府干預外，報紙老闆如果自我設限，以致失去辦報原則，公眾利益一樣會受損。」
那些買下傳統紙媒的「新貴們」，又有多少人明瞭這個道理？更重要的是：有幾個人作得到？但無論如何，權勢與傳統紙媒的互動，將因這些新貴入主而改變，結果是好是壞，就「有待觀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