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評析:從華郵出售看媒體與權勢互動的改變

2013-08-09 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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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鉅子貝佐斯買下《華盛頓郵報》。(圖片來源:取自網路)

網路鉅子貝佐斯買下《華盛頓郵報》。(圖片來源:取自網路)

歐洲傳統上有貴族,號稱民主堡壘、平民社會的美國,也有一些「隱性貴族」,最著名的當然是美國政治第一貴族甘乃迪家族;才把華盛頓郵報賣掉的葛蘭姆家族,也是美國一個「統治華府」80年的長青權勢家族。

貫穿郵報最重要年代的葛蘭姆夫人,來自法國的猶太家庭,父親梅爾是著名金融家,二戰前就應胡佛總統之邀出任聯準會(FED,等於美國的中央銀行)主席;戰後又應總統杜魯門之請,接掌世界銀行首任總裁;葛蘭姆夫人小時隨父母到歐洲,就見過如愛因斯坦、居禮夫人等名人。梅爾在1933年買下破產被拍賣的華郵,至此開啟家族80年的媒體權勢事業。

由於梅爾唯一的兒子是醫生,無意接掌家族事業,因此最後由女婿菲利浦.葛蘭姆(,菲爾)接手。菲爾是那一代的佼佼者,三十歲接掌郵報發行人,讓郵報逐步開始邁向一份偉大的報紙之途。不過,菲爾一半是發行人,一半是政治家,以現在的標準看,完全逾越媒體應有的份際。

幾件事充份顯示這種「政媒複合體」的特性。在那個還是「黑白分明」的種族隔離時代,1949年發生一次黑人爭取進入只有白人能進入的游泳池事件,郵報淡化處理,負責的布萊德利(新聞史上最著名的總編輯,水門案就是他擔任華郵總編輯時挖掘出的新聞)在辦公室大發雷霆,說到一半,菲爾出現,拍拍他的肩膀把他拉進辦公室,裡面有內政部長、助理部長、及總統特別顧問,菲爾要布萊德利把事件說一次;然後轉頭對官員說,如果不取消游泳池僅限白人的規定,這個新聞就要上郵報頭版,結果就達成協議。他成功的達成一件好事,但方法卻是逾越媒體該有的份際。

1960年的美國總統大選,菲爾原先是力捧詹森,後來則促成詹森成為甘乃迪的副手。他與甘乃迪是好友─或說情同兄弟,他甚至跟甘乃迪討論內閣人選、代其出馬與可能人選談職務。這種親密關係,對媒體是一種傷害─如古巴事件時,郵報就會應白宮之請,由菲爾下令壓下新聞;但也有好處,能得到直通最高層的消息;郵報在猜測誰出任新的國務卿時,最後由菲爾親自打電話給甘乃迪證實人選。

這種政治、媒體兩種權勢的「複合體」,也曾出現在台灣。在那個國民黨掌握一切的威權時代,台灣兩大報的老闆─中時余紀忠、聯合報王愓吾,都是國民黨中常委。他們在護衛黨國利益的同時,也嘗試在威權體制允許範圍內推動改革。在蔣經國總統過世,推選李登輝繼任黨主席的中常會上,主持的主席正是余紀忠,他在最後「推了一把」,讓李登輝順利當上主席,阻卻了保守派的反撲。每次內閣改組時,兩大報拼人事案獨家,也時常要由老闆作「最後查證」。

菲爾在1963年因精神疾病舉槍自盡,葛蘭姆夫人接手郵報,之後著名「五角大廈文件案」、「水門案」,郵報建立了足以與紐約時報匹敵的聲望與威信,葛蘭姆夫人成為華府─或是全美最有權勢的女人。這時的媒體老闆已經不會如菲爾那個時代一樣明目張膽的介入政治,成為政局中的 player,但雙方的關係還是剪不斷、理還亂。

外界稱華府最有權勢的機構是白宮,第二有權勢者則是郵報;雙方雖時有衝突,但也如跳探戈般的你進我退、我退你進。葛蘭姆夫人的晚宴,幾乎就是華府權力菁英的集會,每個人都想擠進去。非華府圈的新總統(如雷根、柯林頓),上任前必然要先拜葛蘭姆夫人這個大碼頭─台灣總統民選後,新任總統也總不會忘記要到主流媒體「拜碼頭」。

這就是媒體與權勢集團的關係;雖然媒體壯大後,本身亦有可能成為所謂的「財團」之一,但當媒體仍掌握在媒體家族手上時,這批報老闆的媒體人性格高於商人性格,縱然有其它事業了,根基仍在媒體。在數位時代,這些傳統紙媒全部面臨讀者流失、廣告驟減、財務失控的壓力。那些傳統的媒體家族幾乎無一例外的倒地不起,美西霸主洛杉磯時報的的錢德勒家族、財金新聞華爾街日報的班克羅夫特家族,俱往矣!只有紐約時報的蘇茲伯格家族仍掌控著紐時。

郵報每年虧損五千萬美元(約15億台幣),中時賣出前也出現過一年超過10億元的虧損。最悲哀與黯淡的是:這條虧損之路,不是景氣循環造成,而是大環境變化造成,因此看不到盡頭。媒體家族大都無力亦無心無限制的掏腰包去填黑洞。余家賣出中時集團、葛蘭姆家族出售郵報,還有包括各論壇公司、時代華納、新聞集團等大型媒體帝國,都在分割平面出版業務,平面紙媒的前景不問可知。

媒體其實是一個非常特別─或說「怪異」的產業。鴻海、台塑、國泰….等營收、資產以兆元計的企業,當然取得社會發言權;但一年營收數十億,只相當於一家中小企業的報紙、媒體,卻能享有與其企業體大小、營收不等比例的榮耀與影響力。但,這就是媒體!

在「新貴」買下有聲望、信譽的紙媒後,明顯的好處是延續這一家紙媒的生命,好的東主不僅帶來資金,也帶來新的經營觀念、技術。但也有風險,最大的風險是新東主雖然讓原來的媒體保存了「肉體」,但卻「失去了靈魂」─。非媒體出身的新老闆,或是對媒體特性不了解,或是本身商業利益龐大、甚至可能只是因為財大氣粗、粗鄙無知,把一個媒體最重要的資產─信譽,送入火坑,國內外這種例子可謂俯拾皆是。例如,外界已擔心郵報新老闆、亞馬遜的貝佐斯,會讓郵報護衛其網路交易免代徵營業稅的利益了─即使他不動用媒體,但當他在為其企業發言時,肯定官員與議員會「更認真對待」。

葛蘭姆夫人在其自傳中提到「一份報紙要存活必須在商業上成功,但發行人又必須明瞭他超出商業利益以外的責任」。梅爾在決定把郵報股權移到菲爾與葛蘭姆夫人手上時,特別建立一種「基金制度」,以確保郵報永遠為公眾利益服務。梅爾親自審定的新聞稿說:「為求生存,報紙必須在商業上成功。但同時,報紙又應符合公共利益,這是它與一般商業不同之處….除了政府干預外,報紙老闆如果自我設限,以致失去辦報原則,公眾利益一樣會受損。」

那些買下傳統紙媒的「新貴們」,又有多少人明瞭這個道理?更重要的是:有幾個人作得到?但無論如何,權勢與傳統紙媒的互動,將因這些新貴入主而改變,結果是好是壞,就「有待觀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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