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傳統上有貴族，號稱民主堡壘、平民社會的美國，也有一些「隱性貴族」，最著名的當然是美國政治第一貴族甘乃迪家族；才把華盛頓郵報賣掉的葛蘭姆家族，也是美國一個「統治華府」80年的長青權勢家族。
貫穿郵報最重要年代的葛蘭姆夫人，來自法國的猶太家庭，父親梅爾是著名金融家，二戰前就應胡佛總統之邀出任聯準會（ＦＥＤ，等於美國的中央銀行）主席；戰後又應總統杜魯門之請，接掌世界銀行首任總裁；葛蘭姆夫人小時隨父母到歐洲，就見過如愛因斯坦、居禮夫人等名人。梅爾在1933年買下破產被拍賣的華郵，至此開啟家族80年的媒體權勢事業。
由於梅爾唯一的兒子是醫生，無意接掌家族事業，因此最後由女婿菲利浦．葛蘭姆（，菲爾）接手。菲爾是那一代的佼佼者，三十歲接掌郵報發行人，讓郵報逐步開始邁向一份偉大的報紙之途。不過，菲爾一半是發行人，一半是政治家，以現在的標準看，完全逾越媒體應有的份際。
幾件事充份顯示這種「政媒複合體」的特性。在那個還是「黑白分明」的種族隔離時代，1949年發生一次黑人爭取進入只有白人能進入的游泳池事件，郵報淡化處理，負責的布萊德利（新聞史上最著名的總編輯，水門案就是他擔任華郵總編輯時挖掘出的新聞）在辦公室大發雷霆，說到一半，菲爾出現，拍拍他的肩膀把他拉進辦公室，裡面有內政部長、助理部長、及總統特別顧問，菲爾要布萊德利把事件說一次；然後轉頭對官員說，如果不取消游泳池僅限白人的規定，這個新聞就要上郵報頭版，結果就達成協議。他成功的達成一件好事，但方法卻是逾越媒體該有的份際。
1960年的美國總統大選，菲爾原先是力捧詹森，後來則促成詹森成為甘乃迪的副手。他與甘乃迪是好友─或說情同兄弟，他甚至跟甘乃迪討論內閣人選、代其出馬與可能人選談職務。這種親密關係，對媒體是一種傷害─如古巴事件時，郵報就會應白宮之請，由菲爾下令壓下新聞；但也有好處，能得到直通最高層的消息；郵報在猜測誰出任新的國務卿時，最後由菲爾親自打電話給甘乃迪證實人選。
這種政治、媒體兩種權勢的「複合體」，也曾出現在台灣。在那個國民黨掌握一切的威權時代，台灣兩大報的老闆─中時余紀忠、聯合報王愓吾，都是國民黨中常委。他們在護衛黨國利益的同時，也嘗試在威權體制允許範圍內推動改革。在蔣經國總統過世，推選李登輝繼任黨主席的中常會上，主持的主席正是余紀忠，他在最後「推了一把」，讓李登輝順利當上主席，阻卻了保守派的反撲。每次內閣改組時，兩大報拼人事案獨家，也時常要由老闆作「最後查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