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中國投資的正負效益
至於特別強調「開放中國投資」的影響，不少人認為如果不開放台灣企業赴中國投資，台灣就不會流失工作機會，薪資也不會拉低、經濟成長全部都能留在台灣，這是把經濟當成靜態固定來看。對以出口貿易為經濟命脈的台灣而言，在面臨島內生產成本上揚後，如果企業都不能往外走、尋找低成本生產基地，更可能的結果是廠商訂單流失、難以存活而關廠倒閉，台灣經濟與就業未必能從「閉關自守」獲利─如果此法真可行，那倒反而好辦哩。
台商赴大陸投資確實帶走某些類別的就業機會，但台商從台灣進口工具機械與半成品，也促成某些產業的興旺，每年為台灣創造數百億美元對中國的順差。而到了後期，赴中國投資則已脫離純粹的低成本考量，更多的是貼近市場考慮了。
因此，勞工低薪、薪資停滯等問題，以外在環境來看，就是全球化的影響，其中包括中國改革開放、共產世界解體加入資本主義體系，讓這個體系驟然增加數十億人口，湧入堪稱取之不竭的廉價勞工及其它生產要素（土地、資源）。台灣內在環境則是全台齊心拚政治，產業結構轉型緩慢─固然可以批評「企業不爭氣」，不過，台灣教育體系變化，也可能是影響因素之一：如果台灣新一代的職場新人專業能力普遍不足，從事者又多為技術層次與附加價值不高的產業，在全球化激烈競爭中，薪資水準要漂亮的上揚，難度是高了點。
最低工資保障薪資是利是弊？
勞團與學者提出的解方說「建立最低工資法，保障勞工薪資」，這應該是最直接、簡單卻最糟糕的方式。不談違法雇用問題，最低工資可以保障在調高最低工資後「還有工作」的人，但卻傷害「邊際勞工」─那些薪資原本就在最低工資邊緣的勞工，調高最低工資後，反而可能因企業或雇主評估「不划算」、「難以負荷」反而丟掉工作。
這是基本經濟學告訴我們的結果─不要不信邪，以為這些都是「右派經濟學家」幫資本家說話護航的歪理。國內不久前為提高對研究助理、兼任教師權益的保護，讓研究助理納勞健保、兼任教師納入勞基法。雖然提高對兼任教師與研究助理工作權益的保障值得肯定，但現實面則是對雇主（學校）而言，這是成本增加，偏偏大家預算有限，於是掀起一波解聘潮。
低薪問題難解，未來憂更嚴重
最後的結果是：那些繼續有工作者，的確得到更好的保障，但那些因此失去工作者，則是一無所有。近來一例一休上路實施出現的後遺症情況亦雷同，「建立最低工資法，保障勞工薪資」不會是台灣低薪問題的救贖之道。搞好經濟、提高民間投資、產業升級拉高附加價值等，才有可能打破低薪魔咒。
近幾年中國薪資快速成長，低階勞工的成本已與台灣接近，中高階則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拉低台灣薪資十多年的「要素所得均衡化」因素逐漸被打破，對台灣而言，應該是有利打破低薪的大環境。不過，如果政府施政是讓企業界不願、不敢加大國內投資，寧可移往海外─如台塑集團把國內投資比重降到2成，最慘的結果是不但突破低薪無望，甚至可能讓薪資再下挫。看看現在的政策與經濟前景，嗯，我們是否可能正走在這條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