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紹煒專欄:看不到解方的台灣低薪問題

2017-01-10 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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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困於低薪問題通矣,各方想方設法都難有效果。圖為台聯黨團針對加薪四法提出相關意見;一切應以調漲目前最低薪資為考量。(林韶安攝)

台灣困於低薪問題通矣,各方想方設法都難有效果。圖為台聯黨團針對加薪四法提出相關意見;一切應以調漲目前最低薪資為考量。(林韶安攝)

日前勞團台灣勞工陣線公布針對各工會的調查報告,結果顯示勞工低薪問題,是各工會認為最嚴重的問題。依照目前的情況來看,勞工低薪問題仍看不到解方,而且更讓人擔心的是低薪未來是否進一步惡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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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讓先進國家勞工受害

依照調查顯示,多數工會認為,現行勞工最嚴重問題為低薪、老年保障不足、工會低組織率;至於造成低薪的原因,則認為是貿易全球化且開放對中國大陸投資,企業變成財團,擁有更好的議價能力;要如何解決低薪問題,勞團是呼籲政府盡速建立最低工資法,保障勞工薪資。

台灣實質薪資停滯超過15年,勞工低薪問題是存在的現實,無從否認、不必迴避;但勞團所敘的原因與解方則有部份有待斟酌。

全球化確實是造成勞工薪資受壓抑的重要原因,而且不是台灣勞工如此而已,幾乎所有發展較先進的國家都受到程度不等的影響,即使是結合國力全球第一、國民所得排名前10名的美國也不例外。美國的藍領勞工實質薪資已有20年以上未能增長,因為許多低階、附加價值較低的工作機會都流往其它開發中國家。歐美先進國家(台灣也有)掀起一波波的「反全球化運動」,可謂其來有自。

那些人受惠於全球化?

至於這波全球化受益者則是後進的開發中國家,許多原本生活在貧窮線下者紛紛「成功脫貧」;1980年後至今,全球成功脫貧人數超過10億,中國占其7成多。還有另外一種受益,但大部份受惠者不覺受益─近十幾年的低通膨也是全球化的結果之一,消費者因此享受到更低廉的商品,購買力因而提升;當然,那些實力穿透全球的跨國大企業也是受惠者。

台灣的情況雷同,勞力密集產業在30年前就外流,主要是流往中國,東協也吸納一部份。經濟上這是一種「要素所得均衡化」的過程,台灣的勞工薪資受到中國低薪資的下拉壓力而難以提升。不過,在此過程中,台灣產業結構的轉型與提升亦不足,未能出現如美國一樣薪資非常高的產業(主要是科技與金融),最後反映在平均薪資上,就是超過15年的薪資停滯期。

企業變財團與低薪關連小

至於「企業變成財團,擁有更好的議價能力」導致低薪的說法,則未必適用台灣。薪資高低與企業是否變財團關係不大,一個大型企業發展出多家集團企業,往往就被視為「財團化」,幾十年前,台灣早就存在著財團,甚至以全球標準看,台灣的這些大型企業集團(或是財團),規模實在不算太大。如果企業變財團是低薪因素,財團化嚴重程度數倍於台灣的南韓,薪資當受更嚴重的壓制,實情則是南韓薪資與國民所得是後來居上、追過了台灣。

「勞工議價能力變弱」的說法,雖然正確,但與「財團化」或台灣「工會弱化」也關係不大,倒是與勞動力供需變化關係較大。台灣向來無強勢工會的傳統,但過去薪資一樣能隨著經濟成長快速提升,主要是當年經濟成長快、投資增加速,市場對勞工需求增加得比供給快,產業結構亦持續調整朝向較高價值端邁進,因此薪資能夠成長。待島內投資相對變遲緩,企業投資往外走後,縱然台灣「人口紅利」己漸失,但對勞動力的需求還是未強大到振動薪資持續上揚,就難逃低薪的結果。

開放中國投資的正負效益

至於特別強調「開放中國投資」的影響,不少人認為如果不開放台灣企業赴中國投資,台灣就不會流失工作機會,薪資也不會拉低、經濟成長全部都能留在台灣,這是把經濟當成靜態固定來看。對以出口貿易為經濟命脈的台灣而言,在面臨島內生產成本上揚後,如果企業都不能往外走、尋找低成本生產基地,更可能的結果是廠商訂單流失、難以存活而關廠倒閉,台灣經濟與就業未必能從「閉關自守」獲利─如果此法真可行,那倒反而好辦哩。

台商赴大陸投資確實帶走某些類別的就業機會,但台商從台灣進口工具機械與半成品,也促成某些產業的興旺,每年為台灣創造數百億美元對中國的順差。而到了後期,赴中國投資則已脫離純粹的低成本考量,更多的是貼近市場考慮了。

因此,勞工低薪、薪資停滯等問題,以外在環境來看,就是全球化的影響,其中包括中國改革開放、共產世界解體加入資本主義體系,讓這個體系驟然增加數十億人口,湧入堪稱取之不竭的廉價勞工及其它生產要素(土地、資源)。台灣內在環境則是全台齊心拚政治,產業結構轉型緩慢─固然可以批評「企業不爭氣」,不過,台灣教育體系變化,也可能是影響因素之一:如果台灣新一代的職場新人專業能力普遍不足,從事者又多為技術層次與附加價值不高的產業,在全球化激烈競爭中,薪資水準要漂亮的上揚,難度是高了點。

最低工資保障薪資是利是弊?

勞團與學者提出的解方說「建立最低工資法,保障勞工薪資」,這應該是最直接、簡單卻最糟糕的方式。不談違法雇用問題,最低工資可以保障在調高最低工資後「還有工作」的人,但卻傷害「邊際勞工」─那些薪資原本就在最低工資邊緣的勞工,調高最低工資後,反而可能因企業或雇主評估「不划算」、「難以負荷」反而丟掉工作。

這是基本經濟學告訴我們的結果─不要不信邪,以為這些都是「右派經濟學家」幫資本家說話護航的歪理。國內不久前為提高對研究助理、兼任教師權益的保護,讓研究助理納勞健保、兼任教師納入勞基法。雖然提高對兼任教師與研究助理工作權益的保障值得肯定,但現實面則是對雇主(學校)而言,這是成本增加,偏偏大家預算有限,於是掀起一波解聘潮。

低薪問題難解,未來憂更嚴重

最後的結果是:那些繼續有工作者,的確得到更好的保障,但那些因此失去工作者,則是一無所有。近來一例一休上路實施出現的後遺症情況亦雷同,「建立最低工資法,保障勞工薪資」不會是台灣低薪問題的救贖之道。搞好經濟、提高民間投資、產業升級拉高附加價值等,才有可能打破低薪魔咒。

近幾年中國薪資快速成長,低階勞工的成本已與台灣接近,中高階則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拉低台灣薪資十多年的「要素所得均衡化」因素逐漸被打破,對台灣而言,應該是有利打破低薪的大環境。不過,如果政府施政是讓企業界不願、不敢加大國內投資,寧可移往海外─如台塑集團把國內投資比重降到2成,最慘的結果是不但突破低薪無望,甚至可能讓薪資再下挫。看看現在的政策與經濟前景,嗯,我們是否可能正走在這條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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