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高雄「進步人士」在群情激憤的過程中，如同「韓粉」一樣，逐漸失去冷靜。儘管兩者之間的形成基礎不同，也有思考層面的差異，兩者之間演變成頡頏對抗的局面。而「直接民主」仍要看哪個政黨執政能夠掌握群眾、或是哪個團體能夠掌握群眾，或者說，「直接民主」都是看誰使用、如何使用而已。地球公民基金會雖然舉辦各種公民參與活動、遊行與抗爭，致力於各種社會實踐，試圖喚醒公民意識，具有知識分子與進步市民的理想色彩。但另一方面，地球公民基金會夥伴們的「進步色彩」，卻也在政治意識形態對抗加劇之下被束縛，反而顯得左支右絀。此外，「進步人士」對於韓國瑜當選、公投法被濫用而產生失落感，恐怕又和當時一般底層民眾的觀感有所差距。
為何這樣說？像是民眾的生活壓力、對於政治人物的期盼，恐怕一直都很難被進步的公民團體，甚至是學院知識分子所理解。因為進步的公民團體與學院知識分子的階級差異，常常已經預先決定了其理解世界的思考方式，這也是2018年縣市長與議員選舉時，韓國瑜大勝陳其邁，讓各方「進步人士」大感驚訝，他們聲嘶力竭地撻伐高雄市民無知、腦殘，卻百思不得其解「韓粉」形成的箇中道理。
這個道理其實很簡單，特別在社會抗爭案件中明顯可見。比如陳菊執政期間，高雄眾多的迫遷案爆發，旗山大溝頂案、高雄果菜市場案、前鎮第一公有市場案、中央公園護樹案、拉瓦克部落案、茄萣濕地案、鳳山鐵路地下化案、大林蒲案等等，不勝枚舉。這些不同案件有不同的議題訴求與各自的發展脈絡，難以一一敘述，但是這些抗爭者在近年來的台灣社會抗爭過程中，向市政府單位控訴卻不被理會，議題難以見報。比如2017年7月31日海棠颱風逼近台灣，高雄市停班停課，陳菊卻在這一天舉行十全路開路大典，並動用警力阻擋高雄市果菜市場的反迫遷者，警方將反迫遷者阻隔於道路的另一側，要求抗爭者的麥克風靜音，甚至試圖關閉音箱、奪取麥克風。而抗爭者的多元聲音被壓抑，成為二元對立的政治意識形態中，官方難以容忍的差異他者。
此外，更不用說高雄市的負債累累，除了捷運搭乘人次遠遠落於台北之後，卻仍要建設輕軌。還有各種大型都市建設比如2018年完工、斥資107億元的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等。但是很少人願意觸碰這項問題，過去「進步人士」在苗栗大埔案爆發時，撻伐劉政鴻負債648億元，卻不願批評2018年6月底時，高雄市已負債2490億元，並且韓國瑜上任至今，2019年10月底止的一年以上未償債務餘額仍高達2415.97億元，僅略微減少。負債並非哪一個政黨執政才會發生的現象，近年來各縣市負債有多有少，也有增有減，但高雄市的負債比例仍居高不下。當負債成為一種常態，還債彷彿變成一種道德上的光環，也提供政治操作的空間。柯文哲即是一個例子，「還債」成為他引以自豪的政績之一。也有人士追查究竟台北市還債的費用從何而來，指出柯文哲還債的錢來自於「超收稅額」和「歲計賸餘」。無論如何，負債至少說明了台灣當前無法解決的經濟問題，以及不斷陷入政黨與政治意識形態鬥爭的循環，民眾不斷將自身主體投身於政治表態，甚至「心甘情願地」讓自身主體消蝕在支持政黨政治與候選人的過程中。
兩場遊行當中的「韓粉」與「英粉」們
2018年11月11日反空污大遊行，其實也有特殊狀況發生。當時「韓粉」也加入遊行的行列，以往遊行當中，常常也會有「政黨大隊」，高雄廢核遊行、同志大遊行也同樣如此。政黨加入遊行本來應該是一個普通現象，然而「韓粉」在遊行過程中，不斷向路邊的行人與汽機車騎士揮手、高呼「韓國瑜凍蒜」、揮舞旗幟。甚至部分老車自救會成員在反空汙的行列中，也受到「韓粉」們煽動，熱情地競相呼喊「韓國瑜凍蒜」，臉上難掩喜悅之情，以及痛恨民進黨政府面對空汙時虛與委蛇、拿老車司機開刀。到達終點時，老車自救會成員仍在原地，而「韓粉」們似乎已意興闌珊，多數散去，並不在意輪翻上台的公民團體，他們所陳述議題與訴求是什麼。這場反空汙大遊行變得意外弔詭，就像是為韓國瑜造勢一樣。對於「韓粉」而言，反空汙議題本身可能並非重點，重點是如何透過遊行，達到政治宣傳的目的。或是還有另一個可能，也就是「韓粉」們將空汙議題視為陳菊政府留下來的一項「爛攤子」，希望韓國瑜表態，並在當選後解決問題。雖然最後事實證明：至今韓國瑜任職市長已一年，仍未解決問題。
另一方面，2019年11月23日高雄同志大遊行，人數多於以往。支持同志與婚姻平權的年輕人，除了「婚姻平權」的口號之外，同時卻「絲毫沒有任何違和感」地宣示「光復香港」、「支持蔡英文」等口號或標語，但這次高雄同志大遊行十週年活動，竟然沒有具體呈現主要訴求。同志婚姻專法通過之後，台灣同志議題究竟要往哪個方向前進？還是因為2020年總統大選而暫時偃兵息鼓、避免影響選情（誰的選情）？這次高雄同志大遊行可不像2018年11月25日的同志大遊行，因為24日縣市長與議員選舉後，韓國瑜勝出，「進步人士」產生濃厚的失落感，原因在於當時同志團體和愛家盟的爭執越演越烈，韓國瑜支持「愛家公投」，這對同志團體是一個極大的打擊。迄今，韓國瑜在總統大選的民調方面直直墜落，蔡英文則扶搖直上，同志圈內這股危機感有暫時緩解的趨勢，同志圈內這股欣喜之情，是不言而喻的。此外，為了捍衛各種「進步價值」，結合包括聲援香港事件、支持蔡英文等政治議題，將這些不同的政治議題包裝在今年的高雄同志大遊行的「同樂會」當中，卻也模糊了同志議題本身，以及同志在「同志專法」通過之後，下一步該如何走？這些反而難以在這場遊行當中呈現出來。
而這兩場遊行中的「韓粉」與「英粉」們，透過不同的方式，將遊行作為達到政治目的的手段，儘管訴求並不一樣。無論如何，遊行是社會議題與政治訴求共同展現的時刻，只不過近年來本該由某種議題為核心、主導的遊行，逐漸被當下台灣政治議題所侵蝕。無論「韓粉」或「英粉」，都是在某一特定議題的遊行當中，表達某種政治上的認同與追求，這個過程當中自然仍有人民的主體性，問題在於主體的慾望投向何方，以及未來理想與渴望所欲投射的對象時──認定某一具有政治光環的政治人物──是否反過來侵蝕人民的主體、社會議題的主體。在這政治意識形態對立的兩極，他們的政治操作方式卻是十分雷同的，也就是以一場集會遊行為核心，並用其他議題來包裹或附加──甚至無論原初遊行的目的是否失焦──在特定遊行本身的訴求上，「獻祭」給心儀的候選人，儘管兩者包裹或附加的議題內容很不一樣。
亡國感：「香港事件」在台灣發揮的效應
台灣進入總統大選的暴風圈當中，將社會議題「獻祭」給政黨政治的結果，反而抽空原初議題的意義，就像前述的兩個案例一樣。從2019年6月9日香港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萬人上街，一直到11月13日至19日香港理工大學衝突，達到一個新的高峰。在這期間警民衝突不斷；香港理工大學衝突爆發後，11月19日美國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在11月27日簽署此法案，試圖在政治與經濟上制裁中國；此外，香港區議會選舉，民主派取得388席，建制派則是58席，得票數比例則是六比四，被視為民主的「勝利」。上述無論是美國制裁、區議會選舉結果，影響力究竟如何，其實都還有待商榷，特別是香港理工大學事件學生失敗收場，數個月下來的抗爭中，在警察暴力之下受傷的人數眾多，香港的抗爭者也並未取得相稱的抗爭成果。
香港事件又如何「獻祭」給台灣的政黨政治（特別是民進黨）呢？在台灣，香港事件也儼然成為總統大選的一部分。香港事件散播大量警民衝突的資訊、影像，公開譴責的中國暴力的聲浪也水漲船高。「光復香港」、「台灣不要成為下一個香港」、「香港加油」等標語、呼聲不絕於耳。台灣接收這些影像與報導資訊，並在校園內廣設連儂牆，以及公民集會遊行；候選人也公開表達聲援香港，蔡英文分別於6月12日、8月4日兩次公開表態支持香港，卻也僅只表達「支持」而不「介入」，甚至是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也批評蔡英文只有止步於「港澳條例」，卻不訂定「難民法」，學生會長方仲賢認為「民進黨只是想用香港人的鮮血來換取台灣人的選票」。韓國瑜則遲至9月29日方才發表聲明，但是韓國瑜之後批評「民進黨利用反送中獲政治利益」，這個說法引發港生鄧俊儒的不滿，批評韓國瑜的說法是「無稽之談」；上述各種報導所展現出來的是，一方面台灣聲援香港抗爭仍十分有限，僅止於公開表態。另一方面無論香港事件是否有利於民進黨，香港事件明確成為總統大選公開表示意見、民眾藉此評斷候選人言行的一部分，此事件確實捲入台灣的政治與選舉之中，甚至有利於民進黨，而非朝兩岸交流、兩岸統一道路前進的國民黨；支持蔡英文的陣營中「亡國感」尤為濃厚，深怕當下強調兩岸交流的促統人士，如果在2020年總統與立委選舉獲得勝利，會危及台灣的主權，甚至是日後台灣獨立的空間。
更重要的是，台灣如何面對香港事件帶來的衝擊。香港事件有自身脈絡，然而這起事件在台灣，也迅速被集中、整合在台灣總統大選的藍綠政治意識形態戰場上。就像前一節所敘述的兩場遊行中，社會議題的特殊性不斷被政治議題侵蝕，被結合、集束在某一政治立場的表態選擇之下，藉此促成團結，甚至打擊政治上的對手，強化政治立場的表態選擇，並上升、集中到藍綠政治意識形態層次的對抗：兩黨鬥爭或「台灣─中國」的政治意識形態鬥爭。因此，香港事件在台灣發揮的效益，是在選舉下的政治意識形態表態中，透過支持某一政黨所促成的團結，排除了各種思考的可能性，將社會議題「獻祭」給政黨與政治，不斷侵蝕各種地方性的社會運動主體。
而「亡國感」是台灣在藍綠兩黨的政治意識形態二元對立、國內外政治局勢的焦慮下產生，群眾與社會運動被集束在政治意識形態的對抗賽之下，甚至常常被選舉操作、藍綠政治意識形態的選擇所掩蓋。在2019年香港事件期間，台灣的「亡國感」達到高峰，批評2018年韓國瑜當選市長以及他的親／傾中色彩，批評「中國因素」，批評中國監控技術與政治高壓、獨裁可能危及台灣的民主和自由。台灣「進步人士」在這些議題上產生恐懼、失落感，甚至是投射到未來台灣的政治想像與統獨議題上；吳崑玉〈中華民國的「芒果乾」到底從哪來、是誰種的？〉，就講述「亡國感」在台灣的生產脈絡。他指出，2019年6月時，韓國瑜和蔡英文都拿「捍衛中華民國」做為總統選舉的口號，這不足為奇，因為1994年趙少康在台北市長選舉時，就已喊出「中華民國保衛戰」或「捍衛中華民國」。吳崑玉甚至指出，自從1949年以來，台灣內部就在兜售不同口味的「芒果乾」（亡國感），不論是1994年或2019年的選舉，這個現象一直存在；這篇文章指出「意識形態化」的問題，也就在於政治意識形態對壘之下，利用「亡國感」的「恐懼」來煽動群眾、打擊對手，藉此達到某一政治目的，國民黨和民進黨都有這個現象。無論是「韓粉」公開表示「不要再被民進黨欺騙」，或是「英粉」公開表示「不要再被韓國瑜欺騙」，都是在「昏厥─覺醒」的動態過程中，要求對方「清醒」，藉此塑造團結、贏得更多選票。
重新歷史化台灣社會運動與地方政治
上述香港事件在台灣引發的政治表態、渲染「亡國感」的過程中，往往取消了台灣社會運動與地方政治的皺褶，吳崑玉即是從台灣戰後的歷史脈絡，藉此回應「亡國感」。去歷史脈絡化下的「亡國感」，可說是一種「自我催眠」的狀態，讓自身與群眾陷入一種當下的恐懼與夢魘之中，並集束在兩種政治意識形態的對抗賽內。也正因為要事先說明主體自身陷入恐懼與夢魘，才能強化、鼓吹民眾「覺醒」，而「情感」即是這個「昏厥─覺醒」過程中的最佳催化劑；布洛薩(Alain Brossat)在風傳媒的文章〈被催眠的街頭運動〉一文，從「對中國人沒有好感」、香港電影中生活條件不平等下的「貴族和賤民的撕裂」，談到香港當前日益空洞化的「民主」。布洛薩從2014年雨傘運動到2019年的香港事件，在這「去歷史化」的過程中形塑出「當下此刻至上主義」（présentisme），也就是將歷史事件抹除之餘，透過情感動員、型塑出一些不符實情的、對於中國的錯誤認知與批評（儘管我們必須譴責警察暴力）。塑造各種極端的情感仇恨時，街頭運動者進入他所謂的「自我催眠狀態」，除了無法掌握不同的歷史脈絡、輕易地將之轉化為當下的政治口號，甚而放棄思索運動的目的、局勢發展、如何對話，以及運動內部與外部有何種力量在牽引、支配，等等。因此，布洛薩回到法國「黃背心運動」後的困局，藉由香港思索、追問這場運動運動如何陷入？出口位於何處？他希望及早停止這一場「自我催眠狀態」。
布洛薩於2019年12月6日繼續於「風傳媒」上刊登〈布洛薩專文：重建歷史感─再談香港〉。布洛薩一開始從《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談起，指出美國主導的新冷戰之下，對抗中國、加劇香港的混亂局勢。對布洛薩而言，「中國在本質上被設定為『獨裁』或『暴政』集團，這場運動的頑強堅定體現在對抗爭論述，權利援引和正當性上的緊抓不放」，這即是新一波「美國─中國」之間的新冷戰關係，也是美國主導世界局勢的其中一環，也是在「極權─中國」、「新自由主義─美國」之間的困難抉擇，並透過各國抗爭的案例，呼籲抗爭本身如何「扣連的香港自身的歷史維度」，強調當下如果與歷史的關係越是冷卻，就會越少「投注」在過去的思索上。因此，布洛薩思考的是，「我們到底能怎麼辦？對於這麼一個歷史視野稀薄的自由解放論述，我們能做些甚麼呢？」這個問題在當下難以有直接的答案，無論是西方世界、中國香港或台灣，都必須在行動與思考的動態過程中不斷反覆摸索，尋找各自的解方。
而在政治意識形態二元對立的情況下，或許有人會追問布洛薩，究竟你說的是誰的歷史感？是西方的？還是中國的？這恐怕是針對布洛薩所說的「十九世紀時被帝國主義強取豪奪的香港，北京政權乃有要求回歸的法律根據」、「當中國要捍衛其『歷史權利』時，人家就會說中國領導人會是專制暴君，是民主的敵人」等說法而言。布洛薩作為一個法國左派，難以掌握中國或香港的局勢，甚至在論述上較為粗糙地將當下香港與中國視為一個整體來思索，這恐怕違背了一般「捍衛香港」的抗爭者、聲援者的期待，甚至他的「歷史感」更像是回到中國的「歷史感」；然而，綜觀布洛薩對於香港事件的思索，目的本身就是要讓讀者沉靜下來，反思香港、中國與歐美之間抗爭狀況下的複雜關係，當下產生的「民主危機」仍是一個動態的、未完成的進行式，也有值得重新思索的地方。無論是現今自由與民主日益空洞、剩下口號與政治意識形態上的敵對，壓迫者與被壓迫者在二元對立下塑造出整體的狂熱、歇斯底里，布洛薩至少提供了另一個思索的可能。台灣內部或許不需要完全同意布洛薩的論點，畢竟布洛薩是從法國甚至歐洲的視角，來看待中國或香港，但是他所謂的「歷史感」以及各種提問，這些方法可以用來重新歷史脈絡化台灣社會運動與地方政治的皺褶。
比如從台灣看香港，會產生不同的語境和脈絡，特別是當下台灣在2020年總統大選的氛圍下，塑造出強烈的藍綠對立、非友即敵的氛圍。單純在二元對立的意識形態上抨擊布洛薩對於香港事件的思索，質問他的「歷史感」是誰的「歷史感」？究竟中國的還是香港的，甚至台灣的？這些都只是重新在論述交鋒的抽象層次上，重新鞏固台灣內部的二元對立意識形態，這種二元對立的意識形態仍是單一的、大寫的、貼向當下國民兩黨政治對立的。仍被忽略的是，台灣社會中具體的歷史脈絡、多元性與複雜性，這些不在於西方，不在於中國或香港，不在於台灣兩黨政治的選擇，甚至不在於台灣的學術殿堂中，而是在於台灣政治意識形態對立之外的社會與日常生活，在於台灣的社會具體事件與抗爭脈絡，在於知識分子所無法具體掌握的群眾當中。
運動如何陷入？出口位於何處？這個答案已呼之欲出，也就是必須回到具體的歷史脈絡中尋求答案、甚至是重建地方社會運動與政治抗爭的群眾主體，而非重新放回到抽象層次的討論、二元對立的意識形態，因為這同樣只是重新鞏固單一大寫的「國家」或「政治」，而非多元的群眾主體，特別是冀望民進黨上台執政、取代國民黨，成為建設「國家」或「共同體」。如果要避免單一大寫的「國家」或「政治」，就更要回到台灣多元的群眾主體，就必須重新質問國民黨和民進黨，在戰後迄今的歷史發展脈絡中，究竟怎麼看待台灣底層群眾的多元聲音？他們如何將底層民眾的多元聲音整編到國家想像──無論是「中華民國」或「台灣」的？甚至是執政者如何壓迫底層民眾？而站在不被主流的二元對立意識形態所正視的底層群眾的主體位置上時，更要思索的是：如何對抗此一大寫的、二元對立的意識形態？如何在具體的社會實踐中尋求自身的出路？當台灣的社會運動被此一對立的意識形態、政治選舉集束或收編時，該如何重新站穩自身主體位置，藉此讓對抗成為可能？以及如何對抗？策略是什麼？等等。這些才是布洛薩留給讀者思考的意義，也是一個重新思考的起點。
小結：要回到藍綠政治意識形態的二元對立？還是回到群眾主體？
因此，重新回到民眾主體而不被政治束縛，這仍是思索當代台灣社會出路的最佳途徑。在選舉期間「意識形態化」、「去歷史化」的政治表述中，台灣的政治不斷侵蝕、剝奪民眾主體的自主空間，社會底層也越來越沒有言說的空間、不被社會看見，此問題在當下的台灣社會中日益深化，也不斷醞釀、加劇社會內部的敵對狀態；而當今台灣談論「自由」與「民主」時，如果沒有從一個特定的社會當中的具體實況、歷史脈絡來實踐「自由」與「民主」，將會是空洞的、貧乏的。如何回到民眾主體、思索自身與政治之間的關係，並且從國家與政黨的政治意識形態解放出來，落實公民在日常生活的具體實踐，無論是參與街頭運動、討論社會議題、參與民間組織、落實不同位置的對話的可能性等，才是真正從「昏厥─覺醒」的情緒當中醒轉的良方，也是真正以民眾為主體的、關懷社會現實的多元「政治」。
在這個歷史快速掏洗、流轉的時代，尖銳的二元對立政治意識形態不斷侵蝕社會運動者的言說空間。要回到藍綠意識形態的二元對立？還是回到群眾主體？重新回到群眾的多元主體、重新把握台灣的在地物質基礎，恐怕才是當下社會運動者重要的責任，而非輕易地成為政治意識形態對立的俘囚。許寶強曾經探討香港2014年雨傘運動的集體創傷，他在《情感政治》當中的結尾，也不斷思考運動創傷後的出路是什麼、如何重新透過思考來尋求答案：
「停下來想想」的重點不僅在於思考，也意味於「停下來」，不急於快速地找到出路或新的工作。可惜的是，趕急求快卻是這個令人絕望的時代的一個特質，對過往工作的檢討，往往不是簡單地否定，就是於枝節或行動形式上評論功過；而所提出的新工作方向，要麼是過往工作的完全相反，要麼就是對過往工作的小修小補。
香港有香港人自己必須面對的社會現實，無論他們究竟要如何面對政府、警察，甚至處理自身運動後的狀態，無論是2014年雨傘運動或2019年香港抗爭；無論許寶強至今如何看待當下的香港抗爭過程，台灣必須回到台灣的社會動態發展過程當中，「停下來想想」，也正是台灣當下在二元對立的政治意識形態下所缺乏的。無論是布洛薩所說的當下「意識形態化」、「去歷史化」，或是許寶強所謂的「簡單地否定」、「於枝節或行動形式上評論功過」，這些在騷動不安的台灣當下，值得台灣的社會運動者重新思索，引以為戒。
餘音：替可能面對的質疑進行回應
問題一：如果有人要問，當下的香港抗爭和台灣的社會議題，誰比較重要？
這裡的答案是兩者都很重要。香港事件在台灣變成一個奇特的現象，一時之間媒體快速渲染、網路影像與報導資訊大量流傳，「光復香港」、「支持香港」的呼聲絡繹不絕，卻鮮少有討論空間。加上傾中的韓國瑜當選市長、又要參與中華民國總統大選，在綠營及其支持人士的濃厚「亡國感」氛圍中，公開表態「支持香港」的呼聲高漲，但實際上已無須政治表態，就注定成為民進黨的強力助選員。並且香港事件塑造的二元對立越來越尖銳，變成「不支持香港，就是中共的同路人」；然而，台灣真正需要的不是一時的政治狂熱與政治焦慮，台灣更需要的是平日的社會參與和實踐，才能真正改善台灣的政治現狀。當下的香港抗爭和台灣的社會議題，不是一組對立面，也不是優先順序的問題。而是平日關注台灣社會議題、讓台灣社會邁向更好的發展，也才是具體的、公民的社會參與和實踐，也才是落實追求「自由」、「民主」的真諦。這裡可以將李根政的話「如果你挺小英，你更該挺地球公民」，改寫為「如果你挺香港，你就更該平常關注、參與台灣社會議題」。關注和參與台灣社會議題，也才是具體將台灣帶向多元的道路上，而非僅只於空洞的政治表態，或是廉價的口頭支持，並且事後將之拋到一旁。
問題二：或許也有人會問：台灣獨立或台灣成為一個國家不重要嗎？你到底支持統一或獨立？
台灣未來會統一或獨立，必然要回到社會中的每一位公民的決定上。如果統一或獨立缺乏民意基礎，必然會引發社會抗爭。一方面，就統一而言，香港在1997年後，從英國管轄轉為中國管轄，香港事件即是中國未能妥善治理香港、呼應香港人民的呼聲而爆發抗爭，官方甚至動用警察暴力、造成大量死傷人數，這種統一模式未能呼應百姓要求，必然引發人民不滿；另一方面，就獨立而言，如果台灣未來獨立，政府如果同樣也是漠視、壓抑人民的聲音，也必然引發更多衝突，這樣的獨立也只不過是滿足某些特定階級及其政治意識形態，將會和人民產生日益增大的鴻溝，日後也必然引發更大的社會對立，甚至導致劇烈抗爭、顛覆政權的結果。
台灣的未來，最擔憂的仍是急統或急獨。強調「反獨促統」或「反統促獨」都不是一個好的現象，甚至可能帶來「反獨促獨」或「反統促統」的結果。就「反獨促獨」而言，中國除了過去的文攻武嚇之外，更加強政治、經濟與文化上對台灣的影響，現今也引發台灣社會中劇烈的反彈。就「反統促統」而言，台灣強調獨立的呼聲日益高漲，但最擔憂的仍是宣布獨立後，引發與中國之間的戰爭，導致最後統一的結果；而「統一」或「獨立」，是透過國家或政治的力量，強制將社會與人民帶往某一個方向。隨著人民將未來焦慮感投射到國家的統一或獨立上，必然會形成統獨意識形態鬥爭，而這個鬥爭過程，實際上對人民沒有多大好處。這裡必須反過來問，如果統一之後，人民不願承認這個國家政權，難道就不會成為下一個香港抗爭嗎？又或者，如果獨立之後，人民同樣厭惡這個本土國家政權，難道就不會希望未來統一、或顛覆這個本土國家政權嗎？甚至如果將這兩個問題合起來、從人民的角度來看，如果國家能夠健全發展，照顧好人民，傾聽民意，還會擔心人民不支持統一或獨立嗎？這也是這篇文章不斷要強調回到台灣社會議題，回到台灣社會發展動態，以及社會中多元的、複數的人民意見，這絕非支持統獨、強化中國或台灣的政治意識形態所能決定的。這才能真正保有多元、複數的台灣社會，也才是真正將「民主」與「自由」的課題落實到人民主體上，才是將國家的未來由人民決定。而非僅只於口號上的多元、複數聲音，而非重新將人民集束在政治表態上，而非透過國家與政治意識形態將人民綑綁在單一音節上。
問題三：又或者，也許有人會進一步問：如果將來統一，你還能做社會運動嗎？
這並不是一個好問題，而且答案也不是那麼絕對。就先說中國抗爭的案例，中國近年來仍有為數不少的抗爭活動，比如2015年上海反化工抗爭，2016年四川反霧霾抗爭，2018年7月佳士工人抗爭等等，均是中國內部上萬人的抗爭活動。或許有人會進一步質疑說，中國畢竟不是民主國家，他們對付抗爭的手腕，難道會和現在的台灣一樣嗎？香港事件，甚至是新疆和西藏，難道不值得我們借鑒嗎？沒錯，中國鎮壓抗爭的手段的確是十分暴力，無論是新疆、西藏或香港。但是如果你會在意遠方的新疆、西藏或香港的人權問題、警察暴力問題，你是否也在意台灣社會中有不公不義，甚至台灣的抗爭者也被政府、警方粗暴對待過？如果其他國家的人權問題會在意，你是否會在意台灣的人權問題？你是否平日積極參與台灣的社會運動、公民參與討論、進入某一團體或地方社區進行實踐，而非僅只在網路上關注、表態？或是僅只在某一群體內部討論？難道要等到統一了，你才會站出來抗爭嗎？而且就算統一了，你真的會站出來抗爭嗎？在台灣，平常不少人將社會運動視為事不關己，或者是功利地將社會運動作為參與政黨政治的敲門磚，甚至是藉此得到某種個人利益。這些都不是好現象。如果只在意國家或政黨政治意涵濃厚的活動與抗爭，而不願注視、參與地方的社會運動與實踐，沒有民意，你又要如何說服人民支持統一或獨立？甚至是為統一或獨立起身抗爭？甚至是為地方人民著想而起身抗爭？平日積極關注社會議題，參與社會運動，落實具體實踐，才會是關鍵所在。就算是將人民集束在國家與政黨政治意識形態的運動，也不能只是一時而激情的，除了無法思索運動的前因後果、策略布局、影響利弊，也無法將此運動放在歷史脈絡中定位其價值與意義，最後只會在時間不斷推進中，快速被消費、最後被遺忘。
＊作者為高雄果菜市場不義徵收住戶自救會成員、反西港外環道不當開闢自救會成員，成大台文系博士候選人。本文原載於《新國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