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可追溯到2014年太陽花運動期間，公民展開罷免行動。民間人士就曾經展開「割闌尾」計畫，罷免對象為國民黨籍的立委蔡正元、林鴻池、吳育昇、黃昭順、林國正等人。還有陳致豪為首的「全面罷免」團體發起罷免立委蔡錦隆。公民團體有各自不同的原因罷免立委，但並未成功；公民團體之後試圖讓公投法降低門檻、打破「鳥籠公投」，這正是透過「直接民主」、透過群眾發起公投來制裁國民黨立委的行動，也可說是較為傾向「泛綠」政治意識形態立場。
2018年1月5日，地球公民基金會舉辦「直接民主不民主？公投法的困境與修法」座談會，探討公投法濫用與直接民主的問題。他們批評公投法修法後，不同陣營立場者設立眾多選舉公投項目，2018年縣市長與市議員選舉期間，因為公投本身及議題項目，引發社會極大的對立。選後，民進黨大敗，韓國瑜大選市長，不少「進步人士」卻以「大量宣傳與不實訊息誤導民眾」為由，檢討公投法作為「直接民主」手段的問題；而演講者和參與人士的討論過程當中仍有侷限，這個侷限在於他們不承認自身推動公投法修法之後，卻被支持藍營的人士反過來利用。他們批評韓國瑜和「韓粉」運用「民粹」來達到目的。因此，「民粹」更像是「直接民主」的手段之一。但首先要問的是，到底什麼是「民粹」？像是保羅‧塔格特(Paul Taggart)在《民粹主義》一書開頭，即指出它本身是一個獨特的概念，「具有許多思想意識的特徵，但並非全部」，並且在概念上具有不確定性，「哪裡有代表民意的政治運動，哪裡就有一種作為潛在的政治運動者政治觀點的民粹主義」（Paul Taggart，《民粹主義》）。無論在西方學界或第三世界，也具有諸多動態的民粹主義研究，這裡便不一一闡述，但總體而言，民粹主義有不同的研究面向，也有不同的詮釋，它沒有固定的核心價值，塔格特認為「民粹主義適用於各種不同的政治立場，又可依附於其他意識形態」，並且「民粹」作為政治手段的方式，在於它「採用敘述的、神話的和象徵性的手法」、「必須在根本上與中心地區相共鳴，並從根本上利用周圍的環境」（Paul Taggart，《民粹主義》）。上述對「民粹」的解釋無分左翼或右翼，甚至是各種政治立場均可利用「民粹」，將之作為一種政治手段來達成目的。
如果說從「割闌尾」到「公投法修法」也是一種「民粹」，或許會讓「進步人士」感到不甚舒服，畢竟在他們的刻板印象中，「民粹」更像是煽動集體盲目與愚蠢。然而這忽略了一個事實，就是台灣習慣動用輿論來塑造各種政治明星、學運之神，甚至各種偶像。如果承認雙方都動用「民粹」來達成某種政治目的，那麼「直接民主」本身並沒有所謂好壞問題，它畢竟只是個手段，重點是使用它的人或團體，所欲達到的目的是什麼？或是如何運用「民粹」讓廣泛的社會大眾了解議題，並將台灣導向更好的社會參與方向？等等。這些或許才是以「民粹」做為手段時，在反覆思索和社會實踐的過程中，邁向某一個目的的重要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