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有時是如此的奇妙，能讓兩個人如此的巧遇，而結下數十年的情誼，是相當少見的，陸徵祥和康有為就是這樣的例子。你很難想像一個是晚清的外交官，一個是戊戌政變後朝廷要捉拿的命犯，一個從俄國初調到海牙當駐荷公使，一個已經在海外流亡八年的要犯，他們在海牙一晤，陸徵祥居然成為康有為的救命恩人，而且直至康有為去世，他們相知相惜，情如兄弟！
話說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陸徵祥由總理衙門派以傳譯生名義，隨許景澄出使俄、德、奧、荷等國。次年升任駐俄使館四等翻譯官。一八九五年升任駐俄使館三等翻譯官。一八九六年升任駐俄使館二等翻譯官。一八九六冬，許景澄調職，繼任駐俄、奧、荷公使者為楊儒，他奏留陸徵祥。一九〇二年胡惟德繼任駐俄公使，亦奏留陸徵祥，旋升二等參贊。
陸徵祥在俄國公使館從傳譯生到二等參贊，一做就是十四年。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陸徵祥被清政府委任為中國駐荷蘭第一任全權公使，在海牙首設使館。根據康有為女兒康同璧所編《南海康先生年譜續編》記載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初，流亡在外的康有為「往荷京，遊其王宮，議院及藏書樓。」也因此得識駐荷蘭公使陸徵祥。康有為當時還是清廷的「通緝犯」，陸徵祥竟然敢在海牙接見了他。私通亂黨，這樣的罪名可不小！但儘管如此，他們還是見面了，這也成就後來兩人很深的情誼。
據後來任臺北總教區總主教及輔仁大學校長的羅光說，一九三六年他始與陸徵祥聯繫，當時羅光是晉鐸未久的年輕神父，在羅馬傳信大學教書，對於促進中梵建交極有熱誠，陸徵祥的外交背景及人脈，自然是羅光亟欲聯繫及了解的；而陸徵祥久遁居海外，驟得相似背景的同胞，亦引為忘年之交，兩人通信甚繁。羅光後來曾兩度親往比利時採訪陸徵祥。陸徵祥去世後，羅光又協助整理其遺著，更出版了《陸徵祥傳》。
據羅光一九三九年七月三十日〈訪問陸徵祥神父日記〉中陸徵祥說：「我第一次認識康有為是在海牙，康有為那時亡命海外，到海牙後寫一片，言久已聞陸欽使為有道君子，且為維新欽使，敢請來客寓一會。當時欽使見維新黨人，事情很危險，因為一經奏聞朝廷，立即撤職。我卻不怕，因在俄館時，許師（案：許景澄）已明明告我。⋯⋯我回片說：『今晚來會。』康有為見面後，說自己足跡達天下，只有俄國未去。在法國時，曾請唐欽使發給遊俄護照。唐使不允，怕人奏聞朝廷，致干未便。是以願請陸欽使頒發。我答以本意很想頒發，然康先生去俄，必遭性命的危險，故有所不敢。康有為愕然，我乃告訴他，當我在俄時，西太后下諭各國使臣，要求駐在國政府，一見康梁，即擒捉交與中國。各國都以公法不引渡政治犯，拒絕不答。俄國政府則想結好清廷，圖在滿州佔便宜，所以當我陪楊欽使（案：楊儒）見俄外務大臣時，外務大臣言俄將破公法之例，如康梁入境，立即拘擒，交與中國政府。康有為聽了這段話，感激至極，稱謝者再，日後常稱我為救命恩人。」這是兩人首次見面的情況。
後來兩人都回國了，一九二〇年春，陸徵祥收到康有為贈送給他的義大利所造瑪利亞像，於是三月十二日陸徵祥給康有寫信說：「日前由海部陳副官交到木箱一隻，嗣奉手書，敬承一一。辱荷以義大利所造瑪利亞像見惠，瞻天人之色相，詫神工之美術，歡喜讚歎！……因念在歐時，東道未周，不足執維高躅，耿耿無已；今則報過於施矣，愧甚愧甚！」是感念之餘，也贈送其先師許景澄全集一部和拓本五種等等，信云：「茲寄上先師《許文肅公全集》一部暨拓本五種，附《政聞報》一冊，內有公祭田忠祠並該祠內容之插畫。即祈察入。祥侍文肅最久，受知亦最深，三十年來稍諳外交並略知檢束身心者，皆一本於文肅。追念師承，為之泫然！」信中又說：「生平崇拜大著，又酷愛法書，如承賜寄文集一二種，並親題數行墨，則每一展卷，如對故人，想亦我公之所許也。」
康有為收到信後，在同年四月八日覆信給陸徵祥云：「茅山葬弟還，（此次葬幼博弟，即戊戌蒙戮者。）奉到惠書，及《許文肅公集》暨四君題詠，捧讀感歎。除聯文直外，三忠皆嘗捧手。當時遠亡在外，驚聞惡耗，惋痛至深。袁忠節交至深，早得其哲嗣贈遺集。若《許文肅公集》，則今乃得讀之。披覽循誦，感慨前塵，起哀起敬。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豈不然乎！明公崇其祠祀，刻其遺書，不忘所自，高義感人，益令鄙人惻惻也。僕則受公之惠，未能有報。杜工部詩曰：『誓將與夫子，永結為弟昆。』永矢弗諼而已。今寫楹帖一聯，中堂一幅，拙著十四種，拙書墨拓八種，附以近像，聊為紀念，伏希察存。謹泐布謝，敬請子興老弟興居萬福。」
康有為除滿足陸徵祥的要求贈與自己的著作、楹帖、中堂外，對於陸徵祥在一九一八年以外交總長的身份，呈請為徐用儀、許景澄、聯元、袁昶四人建立「四忠」祠，並由外交部總、次長率屬春秋致祭。又由部中官員編印《許文肅公遺稿》二十卷。這「四忠」除了聯元（文直）外，其他三人康有為都與他們有過深淺不一的交情，而當他捧讀《許文肅公遺稿》時，他深感陸徵祥能為其恩師立祠及編印遺稿，來報答許景澄對其之厚恩，「不忘所自，高義感人，益令鄙人惻惻也。」於是他想到十四年前陸徵祥對其救命之恩，久未報答，心情激動，在信中引用杜甫詩「誓將與夫子，永結為弟昆。」，其中「結為兄弟」這件事對康有為而言是何等大事，也是絕無僅有的。
康有為一生自稱「康聖人」，只喜「抗顏」為人之師，即令已經中了舉人的梁啟超都要拜當時僅是秀才的他為師，而有「舉人倒拜秀才」之說，梁啟超是比康有為小十五歲，或理所當然。但即令年紀大，而且也中過舉人，後來曾在日本橫濱任大同學校校長的鍾卓京，也是要拜師而才成為康門弟子的。
甚至在一八九六年時已經是領導廣州起義的革命領袖孫中山，在廣州雙門底教書樓開業行醫，因與在萬木草堂講學的康有為相距不遠，孫中山託人向康有為致意，希望有會談機會。康有為居然要孫中山辦一份門生帖子來拜師，孫中山當然沒有接受，因此兩人未曾會見。而陸徵祥聲譽和地位不比孫中山、梁啟超為高，而康有為居然要和他「結為兄弟」，這不能不令人驚訝。其原因就如信中所說：「受公之惠，未能有報」也。
陸徵祥的母親吳金靈，在他八歲時去世。而在一九〇一年父親陸雲峰又去世了，當時他在俄國任職，因此連見父親最後一面的機會也沒有，對此他內心，常感到歉疚。而到了一九一二年五月，他回國擔任國務總理兼外交總長。在北京作官，父母的墳墓都在上海，每年春秋兩季的掃墓都無法做到。因此他決定遷父母墳墓到北京，以便於祭弔。他在接受羅光的訪問時說：「我在北京既住了好幾年，乃思遷祖母及父母的墳到北京。可是中國風俗，對於遷墓他鄉，很表反對。我乃說，不是遷墓，實是奉養。
我居官京師，父母在，必迎養至京，父母死了，遷柩到京，便於日常掃墓，這也是迎養。我在京不能南歸，以至數年不能掃墓，掃墓尚是小事，我願建一座相稱的祖墳。前日葬親，我是小官；於今既做了國務總理，父母之墳，不能不加飾。同仁中有許多反對的，徐世昌總統則贊成。他說：『生於南土，葬於北望』，這在古書上也有成例。我乃在北京找墓地。」由此我們可見陸徵祥的孝心。
至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四日，陸徵祥將祖母及父母的遺骸，移葬北京阜成門外，大柵欄利瑪竇墓園附近不遠的西城區百萬莊路八號新墓園。時任民國大總統徐世昌及各部部長、社會名流、親戚朋友共五百餘人出席遷葬儀式，總統府的憲兵隊與軍樂隊奏樂如儀。該墓園坐東南朝西北——朝向西北羅馬教廷的方向。其建築由比利時工程師督造，仿古希臘神廟樣式，樑柱為花崗岩雕琢，牆體磨磚對縫，屋頂為黑琉璃瓦起脊，上裝十字架，融合了中國傳統建築和羅馬式天主教建築於一體。內簷為半圓式穹窿頂，並有彩繪仙女、天使、藍天、星辰等圖像。
墓外抱廈的橫樑上刻有一行法文「FAM ILLE LOU」（意為「陸氏家族」）。墓廬以磚石砌築，分上下兩層，上層為祭堂，下層為墓室，祭堂又分前後兩室，前室供奉家族靈位，後室供奉天主，集合了祭祀與天主教禮儀的功能。根據周莎〈陸徵祥家族墓廬概述〉一文的記載，祭堂前室正門的兩側為康有為所題的門聯：「至孝能營萬家塚」，「陰德預大駟馬閭」。橫批是「豐德壽後」。
而前室正中石嵌刻陸徵祥生父、生母及祖母的生卒時辰。刻石上方，有宣統皇帝溥儀的老師陸潤庠一九〇一年題寫的輓陸徵祥父親陸雲峰聯：「道貌嚴凝中外咸仰」，「家風宣振先後同符」的漢白玉刻石。而橫批「世貴名榮」則為清光緒十二年進士，授翰林院修編，刑部主事的盛沅所題，他是民國時期的書法家、教育家、慈善家。而祭堂前室四壁嵌有北洋政府首要、各界名流如袁世凱、段祺瑞、馮國璋、黎元洪、徐世昌、胡惟德、伍廷芳、吳芨孫等四十多位名人的題詞石刻，都出自琉璃廠的刻石名家，堪稱「近代名人題刻博物館」。
後室正中有宣統皇帝溥儀的「孝思維則」題刻。環壁為晚清書法家朱壽鵬所書墓誌，以及四首五言題詩，書者分別是徐世昌、熊戈水、張謇、梁士詒；七首七言題詩，書者分別是孫寶琦和杜蘊寶。諸多墨蹟，行楷隸篆俱全，堪稱墓地書法之經典。墓室中間有聖臺，原來擺放兩個銅像，一個是義大利雕塑家專門鑄造的「孝子救親」，一個是法國藝術家鑄造了陸徵祥的「哭親像」，長跪於墓前。
對於「哭親像」的由來，陸徵祥在一九三九年八月一日接受羅光的訪問說：「我在凡爾賽和會時，寓舍前有兩個法國兵看門。後來我買了兩個銅鑄的法國兵，釘在陸公墓門。法國兵替我的老人家看門，老人家必喜歡。我對夫人說：『我常出門，不能每天到父母墳前拜掃，還是鑄一銅像代替我。』夫人以為很好。銅像鑄完後，鑄匠請我去看。像作跪形，形態很好。我對匠人說：『像上少了一件東西！兩眼下該加些淚粒。』因為陸徵祥哭親，哭必有淚。匠人遂於銅像上加鑄淚痕。」
另外「孝子救親」像是義大利雕塑家羅馬弱利（Genseppe Romagnoli）根據希臘古代傳說中愛能雅（Aeneas）英雄冒險於火中救父的故事而鑄以銅像。陸徵祥對「孝子救親圖」有云：「嗚呼！祭而豐，不如養之薄！生前未得侍奉，今日追悔何及。顧徵祥所不能已於此者，豈徒為先父母歿後追慕之表示，亦以誌遊子風木之痛，將與銅像而俱永耳。」陸徵祥還在墓地旁邊，修建了樓房，稱之為「慕廬」，準備做為暮年養老之所，並且在墓地旁打造了兩個墓穴，作為將來他們夫婦百年後安葬之處。只可惜後來他們都終老於異國，墓穴如今空空如也。
因為「慕廬」的原因，康有為寫信時就稱陸徵祥為「慕廬」老弟，據康有為七女康同環的女婿，曾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的李雲光教授說，一九二二年正月康有為有寫信給陸徵祥賀年，但兩封信內容相似，都未寫完，可能因康有為對其中辭句不甚滿意，換紙另寫，而丟棄後，卻被家人珍藏。其中一封云：「慕廬老弟：獻歲發春，伏惟萬福，前歲懽談，預擬遊歐過滬時再銜杯為懽，並與嫂夫人即令媛相見。頃得賀柬，乃知行旌已在瑞士山水間，以喜以悵。『慕廬』刻於柬中，賀書飛於萬……」原信僅止於此（此信並未寄出，後為李雲光所藏）。
信中提到陸徵祥的夫人培德‧博斐（Berthe Bovy），她是比利時人。其祖父和父親都是比國將軍，與當時比國駐俄公使洛凱（Loghait）係極好的親戚，培德‧博斐也就隨洛凱常住俄京，且常出席各項應酬交際之場合，而當時俄皇宮廷中，以陸徵祥年少英俊、談吐溫文，於是兩人一見傾心，遂諧燕好。他們於一八九九年二月十二日在俄京結婚。婚後兩人並無子女，康有為信中說令媛顯然是錯的，她其實是培德夫人的內姪女。康有為寫此信之際，陸徵祥早已辭去外交總長，帶著妻子前往瑞士，住在羅伽那城的益達別墅。因妻子身染重病，醫生建議宜往歐洲養病。而信中說「『慕廬』刻於柬中」，乃是指陸徵祥寄給友人的賀年片上，印有一幅「慕廬圖」。
一九二二年遠在瑞士的陸徵祥寫信向康有為求寫亡父母的墓誌銘，康有為此前只給自己的生母勞太夫人和髮妻張雲珠寫過墓誌銘，除此而外大概只寫過〈清故署禮部左侍郎翰林院侍讀學士徐公神道碑〉，據李雲光教授說寫徐致靖神道碑此墨蹟，「共有兩千多字，寫得整齊勻稱，一筆不苟，一反平常寫字『如刷如掃』的作風，可以想見康氏書寫時拘謹情況。這幅裱為手卷的墨蹟，由我岳母珍藏，一九七〇年曾在香港大會堂展覽過。
當時我岳母告訴我，因為徐氏和他的兒子仁鑄、仁鏡都是維新變法的積極支持者，政變後下獄，所以破例為他們寫碑文。」又康有為曾聲明不為他人作墓誌，在給友人的信中云：「雲柯仁兄：兩奉書悉。僕生平未嘗為人作壽序，亦不為人作墓誌，請遍考都人。昌黎諛墓之譏，差幸可免。間有一二篇，亦必熟識可信者，而後為之。若使不識者而為之，則諛墓矣。僕而諛墓，文又何取焉。此界硜硜不能破，望諒之。」但康有為念及陸徵祥的救命之恩，便破例為其父母撰寫墓誌銘。他洋洋灑灑地寫了〈清誥賜資政大夫陸公雲峰既德配吳太夫人墓誌銘〉，其中還提到當年他要遊俄之事，而陸徵祥勸其勿入俄境，否則一旦誤入，「身首殊以歸中國矣。吾受大德，不敢以文辭。」
最後則言：「徵祥為中國使才，蓋公生之教之成之。宜為銘。銘曰：『老松輪囷磊砢，屈巖阿也。芝蘭玉樹，生其根而交枝柯也。使相大營萬家塚，報罔極也。孝子孺慕，圖跪墓門，自責失子職也。談歐學而非孝者，視此宜式也。』」陸徵祥在收到此墓誌銘後，在同年三月二十一日有信回覆康有為云：「長素先生閣下：前奉到賜寄先墓誌銘，拜領之餘，歿存均感。從此先人志行得隨椽筆以傳，尤深榮幸，曾經專電奉謝，託由譚君秋颿轉致，諒邀臺鑒。……茲乘駐和王劫使夫人歸國之便，帶奉瑞士雪景及花景三幅，聊代鮮花之獻，用先函達，屆時該件送到，敬祈哂存為幸。」
一九二三年三月九日康有為又致信陸徵祥云：「獻歲開春，伏維萬福。承電賀至感。去夏悼亡治喪，秋營葬茅山，至今墳事未了。天寒手僵，不能作書，作亦不佳，恐辱尊命。俟春暖和，乃能寫碑報命。」信中說：「去夏悼亡治喪，秋營葬茅山」是指康有為的大房張雲珠（1855－1922），字妙華，於一九二二年七月十五日（陰曆五月二十一日）卒，卜葬於江蘇金壇縣茅山元祚村之原，康有為寫有〈清封一品夫人南海康氏顯妣張夫人之壙志〉。同年陸徵祥有信致康有為云：「客歲接誦悼啟，驚悉尊閫夫人遽爾作古，老年喪偶，其何以堪。想先生久歷坎坷，神傷雖甚，應付達觀，惟當時道遠，不克致送禮儀，茲謹具紀念銅牌一事，以備銜諸墓道，不啻長睹慈雲，惟祈哂存示覆是幸。」
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培德夫人在瑞士去世，陸徵祥馬上辭去公職（他當時任中國駐瑞士公使）為夫人守喪。次年，他送夫人靈柩回到比利時的布魯塞爾。培德夫人下葬後，陸徵祥的紅塵生活也結束了。陸徵祥在傳記《回憶及浮想》中袒露心聲：「當我妻子去世後，我立刻感到孤獨，我一生只在此時尋求一件東西，我求一退省時機。在退省中，我有意尋路走入仁慈天主的家中。」一九二七年十月四日，也就是培德夫人去世的第二年，陸徵祥正式加入比利時布魯日聖安德修道院，成為修士，取名天士比德，過起了極其清苦的隱修生活。
一九三一年，陸徵祥為紀念恩師許景澄遇難三十周年，已在修道院的他撰文紀念，其中有段文字回憶他與培德結婚時，許景澄對他笑說，你沉醉於學習西方，連太太都娶了外國人。將來假若你太太過世又沒有兒女，希望你能進修道院去，這樣學外國學得更徹底。當時陸徵祥年少不以為意，沒想到竟然被恩師言中了。三十多年後陸徵祥說：「丙寅春室人去世，祥以孑然一身，托上祖庇佑，居然得入本篤會，講學論道，以副吾師之期望，益感吾師培植之深厚，而為祥佈置之周且遠也。嗚呼！生我者父母，助我者吾妻，教育以栽成我者吾師也。今先後俱天國，而祥獨存，豈不悲哉？」因此他正式受洗，一生獨身一人。
陸徵祥在修道院時製作過一本家族紀念冊，即《陸氏博斐氏紀念冊》。內容包括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四日遷葬祖母與父母的陵墓於北京陸公墓的照片、遷葬儀式，徐世昌總統府的軍樂隊奏樂。祖父母遺像、父母畫像及陸徵祥夫人培德‧博斐及其家族成員的照片。全書照片皆為珂羅版精印，裝幀精美。其中陸潤庠為培德寫的對聯是：「東鰈南鶼有情人成眷屬，海程雲路無線電寄相思」該對聯寫於乙卯年夏六月，也就是一九一五年。另外康有為也為培德題寫對聯是：「琰才鴻案如賓敬，宋子齊姜合種良。」
一段救命之恩，對於康有為而言是終身難忘的。直到一九二七年二月六日康有為乘船赴天津，途經青島，二月十日在青島寫了家書，信末還補述一行：「瑞士陸公使子興要發帖。」因為該年三月八日是康有為的七十大壽（康的壽辰是陰曆二月初五日），他恐怕家人忘記給陸徵祥發帖，因此特別囑咐，可見康有為始終不忘舊情誼。這封信寄出後一個多月，也就是三月二十九日，康有為去了一位廣東同鄉家中做客。回家飲了一杯檸檬紅茶，突然腹痛如絞，請了兩位醫生診斷，一位日本醫生斷為食物中毒。延了二十多小時；於一九二七年三月三十一日（陰曆二月二十八日）清晨五時卒於青島寓舍。而同年十月四日，陸徵祥也在比利時布魯日的聖安德魯修道院正式出家了，兩人一段二十年的情誼終於劃上句點！
＊作者為文史作家，曾製作及編劇《作家身影》紀錄片，著有《人間四月天》、《傳奇未完──張愛玲》、《色戒愛玲》等數十本著作。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情義與隙末：重看晚清人物》（新銳文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