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先生提出 「一國兩制」， 做爲解決兩岸對立及港澳問題的指導方針也快有半世紀了。除了因爲港澳的特殊狀況，一半妥協一半强制，部分落實了它的精神之外，中共領導人時時對港澳臺高姿態的 「曉以大義」，曲高和寡，效果不彰。理由無他：到目前爲止，一國兩制主張的部分實質及程序，與解決族群衝突， 表面看去神妙無比，就事論事則是隔靴搔癢。
首先，我必須聲明：「一國兩制」的確是鄧小平極爲大膽及務實的構想。如果沒有他的閲歷及威望，沒有人能夠在當時的情況下提出這種 「殺頭」理論。但是，在肯定之餘，由於理論的新穎和實踐的證明， 我們必須再一次誠實地面對問題。我可以隨便舉出幾個問題：
其一：程序而言：兩岸對談是希望，實現希望的手段卻是付諸闕如。
國際上的種族衝突專家早就指出一個惡性循環： 化解衝突必須有某種程度的互信。沒有互信不會談判，但沒有談判則無互信。談判的必要條件是願意為談判接觸 （請注意：我不是談：熱綫管道密使包打聽之類）。當然， 包括鄧小平在内的中共領導人不是不知道這個問題的關鍵性。也有極少數專家理解 （如孫代堯）。但是所提的訴求不外 「骨肉同胞」，「一個大家庭」，「同一民族」， 「血脈相通」之類。這與世界平息群體衝突所必須應付的文化心理因素幾乎無關 （張念馳也有同感）。如果我們接受弗洛伊德的理論，這些家庭訴求與心理分析（例如戀母情節），家庭治療，不僅無助， 反而有害。此処無法詳細説明。但是， 只要實際觀察：我想香港人几乎沒有人不認同種族， 血緣，文化為中國人。但大多年輕人主要認同與大陸有別的生活方式及價值。這種 「耳提面命」的所謂愛國教育，我看短期内與公信的產生效果不大。香港如此，台灣又能例外？
其二：實質内容雖是立意高遠，觀點並不一定一致或有效。
鄧的一國兩制同時强調設計與觀念互有聯係， 但兩者也有本質不同的 「共存」與 「自治」的矛盾， 有時搖擺於共存與自治之間。
香港近來對抗升級，引起大陸輿論界一片撻伐之聲，大多認爲 「兩制」有其極限， 應該轉向大一統的 「國家治理」。各界也紛紛舉辦會議， 探討如何正確認識和落實鄧小平的一國兩制思想。據説， 動盪的根源在港人專注兩制，漠視一國。不瞭解一國兩制的前提重點是一國云云。
我承認由於港澳的特殊情況，對不甚或不願瞭解一國兩制對於解決族群衝突具有（ 而且可以）發揮極大潛力的「鄧選文集「 「詮釋家」（特別是那些從單一囯角度的分析），則港澳高度自治足矣。但是，鄧小平不僅認爲一國兩制可以 「解決某些國内問題」， 尚可適用 （至少是啓發）國家之間的關係 （鄧選3冊88）。所以才説一國兩制是人類文明史上的創見。解決國内問題，一國兩制可以只强調 「自治」， 國際問題必須是 「和平共存」， 那有可能 「高度自治」？
當然，把台灣問題比擬為帶有一國兩制適用中的國際性質，自然是犯了某些人的大不韙。但是， 我的著眼點是台灣問題實際上必須解決鄧所説的 「共存」問題， 大部分不是 「自治」大小的爭執。這不是以人的主觀願望爲轉移的。
再仔細推敲領悟下列主張：
「你不吃掉我， 我也不吃掉你。」（鄧選3冊30）是和平共存；中央保留干涉的權力 （鄧選3冊30）則最多是高度自治。
「五十年不變」（鄧選3冊67）當然默認五十年後雖不一定變， 但可以變。問題是誰有權決定變？少數有權不變 （veto，否決權），或最多是多數少數同時決定不變 （mutual veto）那是共存；多數有權要變，那最多是中國大陸絕大多數單一囯思維下的自治，存廢由我。
「中央政府還要給台灣留出名額」（鄧選3冊30）。難道任何台灣有點風骨的領導會在意什麽 「政協主席」之類？
只要愛國，「甚至相信封建主義， 相信奴役主義的人」，都歡迎。 （鄧選3冊61） 這是情急之下的失言。就像鄧小平批評 「寧願要窮的社會主義， 不要富裕的資本主義」是荒謬 （鄧選3冊10）. 這種與階級利益不符的封建或奴役制度的所謂愛國主義， 恐怕與馬克思主義會有點落差 （沒有看出說是權宜的策略）。
據説是廣東人最爲感激的 「鄧爺爺」 （開放致富），畢竟是 「爺」 字輩，他的一國兩制構想再傑出，也是特定環境下有待驗證的假設。不同時期及場合的講話也有如果不是相互矛盾，也是帶有不同强調的論述。現在，時過境遷，「實事求是」（鄧選3冊9， 47）， 「真理「 也一定要受 「實踐的檢驗」（鄧選3冊9）。瞭解鄧小平，不是鑽研然後不求甚解地扭曲他的一國兩制的 「原意」， 而是領悟他上面這些名言的基本精神。如果當今還在，他一定第一個以務實的態度繼續 「找出路」（鄧選3冊49），修正已經是不合時宜或無啥效用的老觀念。
我記得牛頓好像説過：「我站在巨人肩上， 是爲了看得更遠」！「矮鄧」 是巨人，站在鄧的肩上， 重要的是一國兩制現代化，先前看！不是解析鄧小平的隻言片語， 而是具體分析，共同找出真正解決族群共存問題的辦法。
＊作者是律師/教授。哈佛法學博士。前陸委會咨詢委員。本文是此議題大型研究中的一點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