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今日，突尼西亞30歲以下青年失業率仍然高達3成，通貨膨脹率節節升高，超過10萬受高等教育者與技術人員出國謀生，而全國自殺率幾乎翻倍上升。今年突尼西亞已經取代厄利垂亞，成為地中海難民的最大來源國。為了緩解經濟，政府不得不遵從國際貨幣基金（IMF）等援助組織建議，推行削減公務員薪資等撙節政策，因此必須跟強大的UGTT等工會談判，但不作為的話更可能失去國際援助，人才將大量流失，繼續助長恐怖組織聲勢。
牛步改革漸失民心
改革僵化政治體制與司法系統，也令突國苦苦掙扎，許多法官都是班阿里時代任命，前朝律法也不符合新憲法，國會更遲遲未組建憲法法庭。牛步的改革挑戰人民耐性，美國保守派智庫國際共和黨研究會（IRI）2019年調查，信任總統和國會的突國民眾分別只有34%與32%。絕大部分民眾，尤其是年輕人，都認為上街抗議比投票更能表達心聲。全國每年至少出現9000起抗議，其中大部分都發生在比較貧窮的中南部。
幸好在2018年5月國會選舉中，突國的政治權力繼續下放給不同族群，當選議員約47%都是女性，超越許多已開發國家；更有37%席次由35歲以下的年輕世代獲得。
公民力量、多元文化 突國成功要素難複製
《外交事務》指出，雖然全球都很渴望了解突尼西亞的秘訣，但它的經驗也證明，成功的轉型之路並不容易複製。
首先，沒有任何外國勢力一開始就參與這場革命，民主聲浪完全由草根自發，其他國家後來才加入支持，因此威權政府無法亂紮稻草人，不能輕易把反對聲音簡化成「外國勢力煽動」。若希望民主生根，歐美國家最好不要插手，直到民主轉型真正開始後，再提供經濟支援或政治訓練。外國金援也需要「交換條件」，例如滿足一定的法治條件或改革進度才能付款。美國的千禧挑戰計畫（Millennium Challenge Corporation）與歐盟睦鄰政策的「改革愈多、資金愈多」（more funds for more reform）等，都是值得參考的做法。
突尼西亞特殊的公民文化，更是值得全球新興民主國度效仿的對象。在一次次危機中，突國政治人物似乎都選擇了對話與讓步，展現罕有胸懷。荷穆達尼也曾指出，突國歷經許多不同文明統治，文化多樣性高，「包容」和「對話」是根深蒂固的信念。證明民主國家的領導者只有擁抱多元而非排除異己，才能創造健全的競爭空間。
未完一課：健全體制又兼顧民生
突國也說明轉型的失敗關鍵，其中之一是缺乏明確、實際的改革時程。革命後頭三年，制憲議會在沒有憲法約束下執政3年，差點再度引發革命；即使9年後的今日，制憲議會幾乎不曾改組，凸顯仍有許多政治體制亟待建立。
兼顧民生與民主，也是突國轉型測驗上還未及格的一科。對多數民眾而言，新政府還無法給予他們想要的尊嚴。過渡期的經濟動盪向來是邁向民主的必要代價，由外國援助或投資可能仍是最好的安全網，好讓人民不致於因絕望而重新擁抱威權。
民主不是歐美專屬權利
對於中東各國威權政府，突尼西亞可能只是個警世寓言，相比之下，垮台強人大多面臨比班阿里更恐怖的遭遇，如格達費被美國殺死、敘利亞阿塞德政府陷入無休止內戰，當然也有像葉門總統薩利赫（Ali Abdullah Saleh）那樣兩者兼具的「倒楣者」。
突尼西亞無疑是中東的民主燈塔，它尚未達成眾人渴望的繁榮、安穩，更像是一邊航行一邊造船，但至少始終苦苦支撐，努力不讓眾人一起溺斃。光是這樣，也許已足夠讓阿拉伯世界的反抗者了解，民主自由不必然是歐美世界的專屬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