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突尼西亞26歲小販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不甘官員取締羞辱憤而自焚，他掀起的「茉莉花革命」讓執政23年的獨裁者班阿里（Zine El Abidine Ben Ali）流亡海外，更蔓延至中東與北非地區。
但很快的，突尼西亞的鋒芒被其他國家掩蓋，那些國家與美國關係較深，獨裁者的名號也更響亮，它們後來若非陷入內戰，如利比亞、敘利亞、葉門；就是迅速重回集權體制，如巴林與埃及。
「阿拉伯之春」爆發近10年，突尼西亞至今仍是中東唯一的民主轉型典範，儘管面對很多難題，包括失業率居高不下，人們爭相移民以及對政府高度不信任等，突國還是成功制定進步的新憲法，建立尚稱健全的民主體制，於2014年選出史上第一位民選總統埃塞卜西（Beji Caid Essebsi）。
美國期刊《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近日分析，從突國經驗萃取民主轉型的成功元素，也強調轉型期一定會歷經混亂和發展停滯，國際社會應全力給予外交與經濟支持，民主新芽才能挺住陣痛，盡可能留下最少傷疤。
從世俗威權到民主 宗教保守主義陰魂不散
在班阿里統治下，突國政府以腐敗出名，大量財產都是「國庫通家庫」，轉移至妻子特拉貝西（Leila Trabelsi）家族名下。大多財政資源都挹注在北方沿海省分，任由中南部地區忍受貧窮，該地區也是最先爆發抗爭的地方。異議分子也被政府監控、打壓，忍受虐待和監禁。
忘卻這些記憶並不容易，威權垮台第一年，宗教應在公共生活佔據多少比例的爭論十分激烈。班阿里政府過去標榜「世俗化」，藉此打壓宗教勢力，當時突國是最西化的阿拉伯國家之一，雖然99%人口都是穆斯林，但多數女性不戴頭巾也不穿罩袍，法律更不允許一夫多妻。
創立於1980年代的伊斯蘭政黨「復興運動黨」（Ennahda），上萬名成員都曾被班阿里政權關押、流放，也是2011年10月制憲議會選舉中得票最多的政黨。該黨就試圖在憲法中把女性與男性的關係描述為「互補」，激起許多世俗主義者反抗，擔憂從此開啟女權大倒退時代。
公民力量領頭 避免內戰爆發
復興運動黨後來與世俗派政黨組成聯盟，和平表象下的社會鴻溝也慢慢浮現。2013年，著名左派反對黨領袖貝萊德（Chokri Belaid）遭基本教義派暗殺，突國上下爆發動亂，批評復興黨縱容暴力，全國進入緊急狀態。幾個月後，另一名自由派領袖巴拉米（Mohamed Brahmi）也遭刺殺，再度引發嚴重抗議潮，民眾開始呼籲解散制憲議會，瀕臨內戰邊緣。
歷經這場動盪，剛萌芽的民主差點就被扼殺，多虧四個公民組織及時攬下調停責任，它們分別是「突尼西亞人權聯盟」（LTDH）與突尼西亞總工會（UGTT）、突尼西亞工業貿易暨手工業聯合會（UTICA）以及突尼西亞律師公會（ONAT）。這些組織組成了「突尼西亞全國四方對話」（Tunisian National Dialogue Quartet），最終說服復興運動黨下台，允許以技術官僚為主的新政府接手，促使政黨迅速制定憲政，確保憲法涵蓋全體國民基本人權，成功阻止另一場戰爭，後來也獲得2015年諾貝爾和平獎肯定。
政治仇敵放下前嫌 樹立包容標竿
2014年末，突國舉行史上第一次全民直選的國會與總統選舉，投票率卻都不滿五成，當選者埃塞卜西的「呼聲黨」（Nidaa Tounes）創立宗旨也完全是為了抵抗伊斯蘭主義者，一切都還不算活躍的民主社會。
但埃塞卜西的執政第一步，竟是與復興黨黨主席甘努奇（Rached Ghannouchi）組成執政聯盟，讓各界大吃一驚。埃塞卜西曾是班阿里政府高官，甘努奇過去也曾被逮捕下獄，他倆的合作流露強大訊號：過去的政治仇恨就留在過去，民主的突尼西亞可以容納各種聲音，無論是伊斯蘭主義還是世俗主義。
經濟好不了 恐怖主義伺機滲透
不妙的是，恐怖主義也慢慢攫住這個國家。2015年開始，突尼西亞出現多起攻擊案，最先瞄準的就是國家博物館與海灘渡假村，至少造成60名歐洲遊客死亡，突國的經濟命脈──觀光業也遭受重創。由於鄰國利比亞在強人格達費（MuammarGaddafi）死後陷入內戰，IS也在利比亞設立北非分部，突國年輕人更容易加入。
突尼西亞經濟與社會論壇主席荷穆達尼（Messaoud Romdhani）曾指出，由於經濟沒有起色，支持革命的年輕人都非常失落，伊斯蘭國（IS）等恐怖組織趁機招兵買馬。2015年，突國已是阿拉伯國家最大的「戰士來源國」。雖然在西方協助下，突國反恐戰爭近年稍有起色，但「基地」（al Qaeda）與IS等今夏都呼籲「多多專注在突尼西亞」，仍是危機四伏。
西方國家也大力支持民主運動，班阿里遁逃不到兩個月，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Clinton）就造訪突國，表達對民主轉型的支持。美國提供的雙邊援助從1500萬美元（約台幣4.6億元）躍升至2600萬美元（約台幣7.9億元）。川普（Donald Trump）上台後雖然大砍援助經費，但國會始終堅定支持挹注這筆資金。歐盟也不斷提高援助金額，光是2011年至2017年就提供逾26.5億美元（約台幣805億元）。
時至今日，突尼西亞30歲以下青年失業率仍然高達3成，通貨膨脹率節節升高，超過10萬受高等教育者與技術人員出國謀生，而全國自殺率幾乎翻倍上升。今年突尼西亞已經取代厄利垂亞，成為地中海難民的最大來源國。為了緩解經濟，政府不得不遵從國際貨幣基金（IMF）等援助組織建議，推行削減公務員薪資等撙節政策，因此必須跟強大的UGTT等工會談判，但不作為的話更可能失去國際援助，人才將大量流失，繼續助長恐怖組織聲勢。
牛步改革漸失民心
改革僵化政治體制與司法系統，也令突國苦苦掙扎，許多法官都是班阿里時代任命，前朝律法也不符合新憲法，國會更遲遲未組建憲法法庭。牛步的改革挑戰人民耐性，美國保守派智庫國際共和黨研究會（IRI）2019年調查，信任總統和國會的突國民眾分別只有34%與32%。絕大部分民眾，尤其是年輕人，都認為上街抗議比投票更能表達心聲。全國每年至少出現9000起抗議，其中大部分都發生在比較貧窮的中南部。
幸好在2018年5月國會選舉中，突國的政治權力繼續下放給不同族群，當選議員約47%都是女性，超越許多已開發國家；更有37%席次由35歲以下的年輕世代獲得。
公民力量、多元文化 突國成功要素難複製
《外交事務》指出，雖然全球都很渴望了解突尼西亞的秘訣，但它的經驗也證明，成功的轉型之路並不容易複製。
首先，沒有任何外國勢力一開始就參與這場革命，民主聲浪完全由草根自發，其他國家後來才加入支持，因此威權政府無法亂紮稻草人，不能輕易把反對聲音簡化成「外國勢力煽動」。若希望民主生根，歐美國家最好不要插手，直到民主轉型真正開始後，再提供經濟支援或政治訓練。外國金援也需要「交換條件」，例如滿足一定的法治條件或改革進度才能付款。美國的千禧挑戰計畫（Millennium Challenge Corporation）與歐盟睦鄰政策的「改革愈多、資金愈多」（more funds for more reform）等，都是值得參考的做法。
突尼西亞特殊的公民文化，更是值得全球新興民主國度效仿的對象。在一次次危機中，突國政治人物似乎都選擇了對話與讓步，展現罕有胸懷。荷穆達尼也曾指出，突國歷經許多不同文明統治，文化多樣性高，「包容」和「對話」是根深蒂固的信念。證明民主國家的領導者只有擁抱多元而非排除異己，才能創造健全的競爭空間。
未完一課：健全體制又兼顧民生
突國也說明轉型的失敗關鍵，其中之一是缺乏明確、實際的改革時程。革命後頭三年，制憲議會在沒有憲法約束下執政3年，差點再度引發革命；即使9年後的今日，制憲議會幾乎不曾改組，凸顯仍有許多政治體制亟待建立。
兼顧民生與民主，也是突國轉型測驗上還未及格的一科。對多數民眾而言，新政府還無法給予他們想要的尊嚴。過渡期的經濟動盪向來是邁向民主的必要代價，由外國援助或投資可能仍是最好的安全網，好讓人民不致於因絕望而重新擁抱威權。
民主不是歐美專屬權利
對於中東各國威權政府，突尼西亞可能只是個警世寓言，相比之下，垮台強人大多面臨比班阿里更恐怖的遭遇，如格達費被美國殺死、敘利亞阿塞德政府陷入無休止內戰，當然也有像葉門總統薩利赫（Ali Abdullah Saleh）那樣兩者兼具的「倒楣者」。
突尼西亞無疑是中東的民主燈塔，它尚未達成眾人渴望的繁榮、安穩，更像是一邊航行一邊造船，但至少始終苦苦支撐，努力不讓眾人一起溺斃。光是這樣，也許已足夠讓阿拉伯世界的反抗者了解，民主自由不必然是歐美世界的專屬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