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希勒薇亞 ‧柯靈貝格( Sylvia Klingberg) （譯註一）
一個讓我難以忘懷的小故事：20年前左右，我的朋友王雷密還在巴黎念建築的時候，有一次他在地鐵裡被一個很不友善的酒鬼盯上。最後，這個傢伙惡狠狠地說：「我不喜歡中國人！」王雷米毫不猶豫立即尖刻回應道：「我也不喜歡！」對方啞然失語。回到台灣後，王雷米成為建築系教授，而他「還是不喜歡中國人」。
從種族、文化、語言的角度來看，王雷米理應就是中國人，可是出生在一個已經落腳台灣本島好幾個世代的家庭，他對於那些跟隨國民黨來台的的中國人沒什麼感情，對他而言，國民黨就是1949年以來統治台灣的軍事獨裁政權；對於大陸傳承自毛澤東的中國人，他更加沒什麼好感，因為他不喜歡那些人老是認為擁有台灣的主權。就是這樣，你可以明明看起來就是中國人，卻偏偏就是不喜歡中國人（譯註二）。
一、本文主要是想討論目前正發生在香港的事件，開篇的這則小故事其實並不離題。如果你想了解投入香港街頭示威抗爭的激亢情緒，那麼，必須知道他們要對抗的......不僅只是被認定為獨裁者的習近平、共產黨、中國政府，還包括一個他們眼中的另一個中國，那個想要一口吞掉香港城邦的另一個中國，抗爭者仇視的對象，包括其人民、五星旗幟、語言（中國普通話，尤其是帶有北方調性的，北京腔）。或許，必需知道，中國境域，如同毛澤東哲學所演示的，「一分為二」（譯註三）永遠是可能的，甚至「一分為二」之後，根據時機和形勢還可以再繼續切分下去。
終究，這些讓西方媒體趨之若鶩的香港示威者，這些講得一口好英文（帶著倫敦腔或者與日俱增的美國腔英文）示威者，很討西方媒體歡心，他們基本上都是不喜歡中國人的中國人（通常其母語是廣東話），他們不喜歡的程度明顯可見，抗爭行動最火熱的時候（在機場或繁華大街的示威或集會），一旦碰上那些他們「不喜歡的中國人」，給予教訓或難堪，絕不遲疑，絕不客氣......
也因此，總是會有不識相的烏鴉嘴在預言，在抗爭事件不斷延長擴展的情境之下，什麼時候第一個死亡噩耗將出現在媒體頭條：會是警察過度執法的受害者，或者是隨便哪個不幸的傢伙在某個錯誤的地點，使用錯誤的腔調，不慎講了中文普通話......？不管是怎樣的狀況，肯定是某個中國人暴露於仇恨的環境，遭到另外一夥中國人的公審私刑。
二、所有熟悉香港電影的人，不管是哪個年代或是哪個風格的電影，很難不被頻繁出現的觸目影像所震撼：生活條件的極端不平等，一邊是既深又暗，如同迷宮一般的大雜居區塊，劏房鴿居，密密麻麻的賤民堆疊其中，這些1960年代以來因陋就簡搶時間蓋出來的屋舍，原先主要是為了吸納來自中國大陸的新移民。另外一邊，是豪奢的靚樓、別墅，是警衛森嚴的門禁社區，裡面住著新貴、暴發戶、土豪、金融作手，這些住戶有些看來道貌岸然，卻也不乏兇神惡煞之徒，他們被最尖端的監視器所保護，被無數的保安和僕役所圍繞，保證不被窺視，不受干擾，這是香港繁華富庶的一面......[1] （像香港、新加坡以及那些在中國大陸同一等級的人口稠密大都會，這已經不是西方傳統上所了解的城市面貌），尤其是在香港，主人和僕役之間的權力關係是無比的赤裸粗暴。我要說的是：這種貴族和賤民之間的撕裂，是既定之體制，也是當前的社會秩序，這就是香港......
之後，隨著雨傘運動的深化發展，上述這個階級撕裂的景象就像被施予魔法一樣，從銀幕上乍然消逝了：香港社會、政治的面貌截然重塑，最後聚合在一面無比空洞的旗幟之下──也可能是越空洞越好用──「民主」：民主對抗北京的暴政。於是，彷彿香港就這樣出現了一個民族，一個走上街頭的民族，一個青春的、勇武的、持久的、不馴的、不容二分的 民族就這樣毅然起義，歷久不衰，對抗他們眼中的專制政權的壓迫。香港，不再是金融股市的天堂，不再是可靠的資金存放地(包括來自中國大陸貪腐巨頭的資金)，不再是形形色色跨國集團的大本營，不再是灰色或黑色商貿交易的交會點──而是一夕之間，彷彿魔法棒一揮，就變成永恆革命的世界櫥窗，櫥窗中是吸睛的迪斯奈人物的扮相：「時代革命」的臉孔是美國文化工業所形塑出來的V怪客（Guy Fawkes），而不是切‧格瓦拉（Che Guevara）。
三、全球北方(譯註四)媒體的報導態度一致，報導趨同，連結得就像是香港街頭運動背後的一隻手，五指緊密，齊聲頌揚其口號──「自由、民主」，即使空洞，卻是鑼鼓喧天。外界報導的一致性讓這場運動似乎變得更加可信，更加真實，即使是片面所見，片面觀點，在全球看來，彷彿就是「全部」的真實。「民主運動」，在魔法棒之下，成為新世紀最英勇的戰鬥，是香港-大衛悍然對抗北京-巨人。可是，這些遊走於香港黃金地段的抗爭者，無非就是香港居民的部分，他們的樣貌也不難分辨：主要是年輕，受過教育，會講英文、平常是打領帶的中間階級，眼睛習慣朝向西方，喜歡在街頭搖著美國或英國的國旗，這讓我們很清楚地看到，他們聲嘶力竭籲求的「民主」，其實就是一條捷徑，引導他們拒絕回歸中國，選擇投向川普懷抱。
香港貧民區居民的聲音在此沒有被聽見，更別說那些來自東南亞的移工家傭，那成千上萬的次無產階級，他們通常從事低等的工作，被當作奴役一樣看待[2]；他們工作的地點，或許就在那些向川普求救者的家庭之中──這些中產階級的分離主義者，越來越鮮明地陷溺於本土主義的偏執，他們自認對抗的是講北京腔普通話的極權主義野蠻人，認定凡是自甘臣服於中國新帝王的子民，就活該被蔑視。街頭上有越來越多的事端浮現，只要有人不願與抗爭者站在同一陣線，膽敢表達不認同者，或者未能按照嚴苛的本土主義標準回答問題（不講廣東話，不說英語），恐怕就是凌辱打罵樣樣都來。
這些事端標示了運動發展的趨向──受到西方強權和其東亞盟邦的鼓舞和支持，分離主義的傾向越來越公開， 而這些多建構在種族歧視的偏執之上。這樣的發展顯然已經與1997年所擘劃的願景背道而馳──亦即香港回歸中國，並賦予50年的過渡期。支持分離主義的勢力，不僅只是昔日殖民強權的英國，還包括幾乎所有的西方強權，它們輕佻地踐踏1997年的協定，無視於當年的回歸協議在國際法上具有條約的價值，是國際社會莊嚴的承諾。
四、若是要把一切攤開來將清楚，那麼就必須從地緣政治、地緣戰略的角度來觀察這場運動，尤其是當所有行動都聲嘶力竭地匯整在「時代革命，光復香港」的口號之下時，顯見其趨勢就是讓香港從此背離中國，並為未來的發展創造條件，毫無疑問地，一切都導向把香港變成西方的保護國，或者，變成屬於西方的一小片領地 （也就是如雷貫耳的，受到上帝眷顧的「民主西方」），而且這塊自願歸屬西方的領地就置處於中國(必然是極權的)的大門口。
那些浮沉於大英帝國殖民文化的青少年，他們所要的，就是在勇武地對抗共產主義巨怪之後，成為西方的榮譽養子。從今而後，他們要追隨的大概就是另一種海外華人的軌跡，也就是台灣人在美國、加拿大或其他地方所做的選擇，選擇與白人美國(政治-族裔的概念)同化融合，相對於其他在美國的少數民族(黑人、拉美人、印地安原住民)，後者根本不會幻想有與白人美國同化的可能性[3]。
他們想要的，就是與「美式民主」緊密結合，以便在魂牽夢縈的想像地理空間，於化外之地成為白人美國的一個附屬區塊。也因此，他們喊口號、貼海報，一直鍾情於使用英文訴說夢想；也是因為如此，他們將中國比擬為巨怪大敵，並且將敵意惡狠狠地化為「納粹中國」（Nazichina） 的標語，或者將中國的五星旗塗上納粹卍字標誌，而後放火燒掉。
「民主」一直是糾結於其心頭的夢幻，這個民主大夢還必須安置於美國和中國當前的對峙之中，必須在兩者之間選邊 (當然，躲在美國之後的，還包括零零散散的西方國度，歐洲亦列隊其中)，同時，他們也樂於站在膚色藩籬（color line，譯註五）的最前線，向那些主張台灣獨立的「菁英」們看齊，台獨菁英眼中的台灣島獨立，首先是必須在美、中對峙的情境下，完完整整地成為白人美國最前沿的基地，在中國大門口為美國看門。或許，也因為任務所在，這些菁英們自許要完成一個夢想，一個飄渺的夢想：到了2030年，台灣要成為完全雙語的國度，英文將成為第二官方語言，每一個國民都將會講一口流利的英文──只要稍微了解島上當前的語言條件，聽到這種牛皮大話，恐怕都會忍不住狂笑。
香港的示威還有一個經常出現的景象，舉凡與中國大陸扯上關係的店面、分支、代理機構，乃至各種招牌、符號象徵，屢屢成為攻擊的目標──這明顯是意圖在香港的這個空間之內，拔除一切與中國政權有關的事物，乃至拔除一切與中國相關的生活世界，拔除一切相關的意象。取而代之的，是夢幻的西方，即使在我們看來有些令人疑慮的西方，這個目前由英國總理強森（Boris Johnson）所代表的昔日殖民強權，以及由川普（Donald Trump）所代表的美國。
五、於此看來，構成香港街頭抗爭之情感基礎的，無非就是一種狂熱、歇斯底里的「當下此刻至上主義」（présentisme），所有連結當今狀態的歷史性（historicité） 概念全部從其腦袋抹除，只留下衝撞行動的競飆哄抬，以及反覆吟誦的口號標語。他們一而再，再而三地刻意將中國政權與納粹暴力等同，將習近平比擬為希特勒，這種典型的話術，旨在激化敵我意識，將歷史的知識和認知置換為高亢熾熱的抨擊謾罵以及黑色彌撒。對於那些出生於上個世紀的歐洲人，對於任何認為文字仍須有意義可循的人而言，這種任性的比擬，不僅是幼稚、卑劣，也是虛無蹈空的。
我們實在很想把這些躁動的份子送回他們小學的課堂，並且好好地問他們一下，如今，在中國，究竟哪裡有毒氣室？哪裡有死亡工廠？將國家敵人和低劣種族以工業手法滅絕的計畫何在？究竟哪裡存在納粹暴力或政策手段造成數以百萬的死亡？他們很喜歡拿新疆問題出來罵人，可是，如果香港的這些好事者不能分辨清楚納粹主義以及針對維吾爾人的，帶有新殖民主義色彩的不公平待遇，那麼，我們寧願他們多花點時間唸書，而不是從好萊塢的漫畫人物或電動遊戲中挖取靈感。
六、猶記得大約在10年前，我曾經指導，或毋寧是陪伴一位香港博士生，她的研究主題是香港公屋制度的起源，並且執意要借用傅柯（Michel Foucault）的理論來發展她的論文──包括生物政治、生命體治理、警察、安全機制......等等。我記得在閱讀論文時，有一個段落讓我不自主停頓下來。這位博士生提到港英政府二十世紀初期在香港所做的人口普查。根據大英帝國管理殖民地的一貫傳統，人口的統計是以種族做為分類基礎的──白人、印度人（當時在警界、軍隊、低階行政系統，印度人為數不少）......以及中國人。而中國人，跟其他族群分類完全不同，是以區塊團夥做為單位，而不是被視為擁有公民身份的個體，不是一個人頭、一個人頭的計算──也就是說，在那些殖民地統計者的眼中，中國人的存在不是個體，而是以一堆或一夥為單位。
每次當我看到英國政府官員針對香港問題發言，就如同看到皺著眉頭的守護天使，其調性無非就是關切香港的自由失落，民主品質下降，擔心香港政府過度受到北京當局的操控，我總是會想到那個人口普查的「細節」，那是大英聯合王國的大旗還飄揚在香港天空的時候──這個時候，我口袋中的摺刀似乎就會自行展開，義憤油然而生──啊，就在他們殖民史的堂皇大門之前，居然就這樣公然抹除歷史記憶，還大義凜然地向別人訓話！
也因此，在當前的運動中，歷史記憶的泯除將是關鍵性的──街頭抗爭者跟昔日殖民強權混色合流，同聲共氣，對於他們的後殖民狀態竟然能夠如此無感，如此斷然漠視！這是對歷史何等的無知才能夠做到呀！最後，我們似乎只能向法農（Franz Fanon，譯註六）的英靈祈求庇佑了！
七、那些老是把警察暴力掛在嘴上的，把警察的執法形容得比世界末日還要恐怖的，那些把數個星期以來香港街頭上的警民衝突都記在極權政府頭上的人，可能根本不知道他們在說些什麼，或者根本是不知節制地惡意渲染。即使是從西方媒體片面的報導與彙整來看，香港做為街頭戰鬥的大舞台，街頭上可以看見各種不同編制的警察隊伍，不過怵目驚心的，恐怕還是一部份示威者那種極端兇悍的攻擊性，存心把衝突鬧大，而且其手法之老練，可能那些「民主」國家的警察看了都要嘆為觀止。尤其是，如果把香港警察的作為拿來與法國黃背心運動期間的警察和憲兵相比較，情況就更為清楚。黃背心運動期間，數十人受到重傷，有眼睛被弄瞎的，有斷手斷腳的......這些都是法國鎮暴憲警過度執法的受害者；相較之下，香港沒有上述的慘狀，街頭上沒有死亡，也沒有像法國那樣的司法屠宰場，對於示威者刻意以「現行犯」追訴，許多罪行被想像、被羅織出來，並判以不合比例的重刑。
在香港街頭，有位年輕示威者被警察近距離在胸口打了一槍，西方媒體對此大量報導，大做文章。從媒體上的照片來看，是有一群示威者槓上幾個現場的警察，而示威者手裡拿著榔頭和長條鐵桿是 an iron rod，而不是法國《世界報》某篇社論中所寫的「木棒」）。根據台灣英文報紙《Taipei Times》的報導，是那位年輕人以鐵桿作為武器，攻擊警察(要知道，《Taipei Times》向來立場鮮明，是百分之兩百支持香港街頭運動的)。那麼，首先要說的是，同樣的情境若是換到法國，事件很可能是完全不同方向的發展：那個年輕示威者胸口很可能就不只挨一顆子彈，會至少是三顆或四顆，而且不僅是受傷，可能當場喪命。法國警察若是受到刀子、鐵棍或其他攻擊性武器威脅，他們一貫是立即開槍，不管情境如何，理由都是正當防衛。香港的那位年輕人被送到醫院，保住一命，這是大家都樂意見到的。
八、再來看智利的騷動，短短幾天之內，政府已宣布宵禁，軍隊上街巡弋，死亡人數超過20人。智利總統緊急上電視通告：「國家已進入戰爭狀態」。智利是一個完全自由民主的國度，其情況尚且如此，相較之下，負責治安的香港警察卻在長久的騷動中成為示威者的獵物，而他們卻又被指控為極權體制服務──在此情況之下，人們或許寧願要求極權，而不要民主......
香港特區政府發布《禁蒙面法》之後，連續多日，示威者依然刻意蒙面挑釁警察，挑釁立法。相較於法國，法國早在2011年就已通過並執行禁止蒙面的法規，連風兜或其他足以遮蔽臉龐的帽子都在禁止之列，一旦違犯，可能就是重刑伺候──違犯者一旦被捕，立即就是制裁。可是，即使如此，那些在香港現場的法國媒體通訊員，卻還是可以長篇大論，指控林鄭月娥，把禁蒙面法的頒布視為特區政府「反民主」的明證。這完全是雙重標準，在亞洲被視為是政府醜聞暴行的，同樣的措施在法國卻是日常事務。這些記者是「盡職」了，做了他們的工作，不過，懂得標準法文的人都知道，如是行徑叫做mercenariat，傭兵。
10月16日和17日，林鄭月娥兩度安排到香港立法會做報告，卻都遭到支持「運動」的議員嗆罵阻攔，西方媒體對於這些立法會議員使盡手段攻防，幾乎是一致頌讚。他們似乎認為，香港既然是由北京極權政權的代理人所管轄，那麼，林鄭遭受「泛民主」的代表辱罵，被禁止在香港的議會發言，那是理所當然，罪有應得。依據這樣的道理，那麼下一屆的諾貝爾和平獎應該是這些泛民議員的囊中物了。相較之下，法國左翼領導人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和他的朋友們也曾經在議會中被視為流氓、國家之敵，體制之敵，比起香港議會的險惡，簡直就不值一提了──可是那畢竟是在法國。
大家應該都還記的，黃背心運動期間，示威者是如何遭受媒體暴力的對待，從權威正統的報刊到街頭小報，在電視談話性節目、在廣播中，無不如此。在香港，以民主為名的勇武鬥士在地鐵裡丟擲汽油彈，隨興所至破壞提款機，亮刀襲擊警察，在警察身上潑油點火；街上那些落單的，有中國陸客嫌疑的人時常被無端攻擊，被嗆罵「滾回去！」這些行徑，西方媒體一致頌揚。想像一下，若是在我們法國，當那些法西斯主義者找外來移民麻煩，威脅移民，而所有的媒體，從極左翼最基進的政黨到極右翼政黨「國民聯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在媒體上從BFM商業廣播電視到《世界報》，所有人一致頌揚這些凶暴的示威者，認為這場運動指引了解放的道路，讓那些對暴君不滿的人民得以解放出來.....這正是所有西方媒體報導香港示威的方式。
或許是到了該終止這些愚行蠢話的時候了，該掙脫街頭運動者的自我催眠狀態了，那些不經大腦的等式也該刪除了（雨傘運動=占領華爾街=黃背心運動=阿拉伯之春=廣場運動=阿爾及利亞人民運動......等等，為何不乾脆說也等同於羅馬時代蓋烏斯與斯巴達克斯的抗暴運動 ？）或許是該掙脫我們法式本土井底觀的時候了，該做一些努力，在地緣政治的大背景之下，去思索運動的目的究竟何在？是怎樣佈的局？是什麼力量在支配？當然，參與運動的人潮有其異質性，這無庸置疑：就像許多這一類型的抗爭，若是人潮中好好去分辨的話，總是可以找到三兩位無政府主義先進巴枯寧（Bakounine）的閱讀者，也可以找到一小撮工委會（譯註七）的成員，更仔細搜尋的話，也還會發現經由旅遊網周遊諸多景點後剛好湊上的觀光客──不過，這樣去分辨成員性質意義不大，真正重要的是，運動的這股勁道從何而來，是什麼樣的風潮在導引，同時，也要了解運動的皺褶 （譯註八）之所在，如何陷入？出口何處？
可是，明眼人都看得出來：這場運動即使夠持久，夠嗆辣，卻是越來越陷困在地緣政治的重圍裡，當美國（或者更廣泛而言，整個西方世界）和中國的衝突從潛在的戰爭到越來越凸顯的情境之下，香港似乎是把自己交出來，自願成為這場戰爭的人質；美國在找尋自己的陣營，香港自願選了邊，可是整個情況已經進入到新冷戰的詭異格局，川普式的、波頓（John Bolton，譯註九）式的語言當道，連「納粹中國」（Nazichina）的話都跑出來了。初始時，我們對於香港運動性質的批判還有所保留，隨著情勢的發展，這個保留也沒有必要了：當前的香港街頭，即使聲音夠大，時機夠巧，卻也不過就是在全球衝突的大棋盤上扮演反中的小小戰爭機器。不得不說的關鍵點：這場運動給予我們的最大教訓是，當「民主」這個空洞語詞變成強迫症的自我催眠時，於當今地緣政治情境之下，最後是變成筆直走向川普式反革命的捷徑。
就亞太區域來看，香港事件的感染力是災難性的：這個事件感染到台灣，讓熱衷於搧風點火者更加添了聲勢，長了翅膀，很可能就因此贏得明年初的大選，並且對於未來的發展圖像越來越當真── 川普藉由中國大陸在南海擴張的理由強化對峙，並因而順利連任總統，美國再度躍為亞太棋局的霸主，台灣或許就此乘風造勢，宣布獨立，光榮地成為美國所指派的，在亞太一隅的總督。
在台灣的大學校園，與隨著「連儂牆」（Lennon Walls）的到處擴散，一股危疑的氣氛瀰漫於各個校園。那些香港革命的粉絲們長時間在牆面上塗寫、張貼各種反對「獨裁者習近平」的訴求，痛斥他們眼中的納粹中國（Nazichina），塗汙紅旗與其它象徵中國的符號；另外一方面，那些與他們站在同一陣線的媒體，習慣性地把中國大陸來的學生視為「間諜」，他們被要求來到牆下學習，時常得忍受凌辱或威脅，一旦稍微顯示不滿，當下被要求滾回中國。這真是校園中的恥辱之牆！
根據德勒茲的用語，面對上述景象，他或許會說：我們有時候難免愚蠢，確實愚蠢 ── 可是總不該蠢到跪伏拜倒在一面牆下......任何事情總會有個極限，即使愚蠢，也該有個限度吧......
＊作者為巴黎第八大學哲學系教授，多次到台灣客座。
譯註：
1、希勒薇亞 ‧柯靈貝格( Sylvia Klingberg)，法國社會學家，曾經與本文作者Alain Brossat 共同出版《意第緒革命─猶太激進主義史》。
2、本文所有黑色斜體字均為原文所有，譯文保留其字體。
3、「一分為二」，是毛澤東談辯證法時所強調的對立統一規律，其著作《矛盾論》中有比較清楚的詮釋。
4、全球北方，這是南北概念的世界觀，北方工業化強權，南方貧困的第三世界，在此，泛指以美、歐、日為主的西方媒體。
5、color line，膚色藩籬，指種族隔離的社會現象或法律制度，人的權利因膚色不同而有差別待遇。
6、法農(Franz Fanon)，法屬馬丁尼克島作家，著有《黑皮膚，白面具》、《大地受難者》……等書。他的著作啟迪了殖民與後殖民的研究。
7、工委會成員(conseillistes)，馬克思主義系統中的「工人委員會」份子，反對列寧的先鋒隊概念，主張工人應自行組織成鬥爭的團體，領導社會前進。
8、皺褶(le pli)，這是法國哲學家德勒茲(Gilles Deleuze)的概念，指殊異點的多重部署。某些時候，皺褶可以是解決問題的思想探勘痕跡。
9、波頓(John Bolton)，曾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川普上台後，曾擔任國家安全顧問。他是美國極右鷹派的代表性人物，對於中國、古巴、朝鮮、委內瑞拉皆極不友善。
[1]李察昆(Richard Quine)導演的《蘇絲黃的世界》(1960)，映像雖已久遠，卻足以反映港英殖民時期一個城市分割成兩個世界的情境。
[2] 見《世界報》1019年2月6日的報導，〈香港雇傭──接近於奴隸的生活〉。
[3] 關於這一點，請閱讀史密斯-羅森伯格(Carroll Smith-Rosenberg)所寫的《暴力帝國：美國國家認同的誕生》，201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