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作驥捧紅過很多演員。不對，他會反過來問：「他們紅嗎？」
時光倒回1996年，他拍出首部電影《忠仔》，金馬獎、亞太影展、釜山電影節……不斷拿獎，但要跑宣傳時，男主角卻跟張作驥說：「導演，宣傳幹什麼？我不拍，我去賣檳榔一個月12萬。」
「他就在自強隧道一出來，右邊第一攤，打工一個月12萬，他說，我跟你去那麼辛苦幹嘛？」張作驥說著，雙眼瞪得大大的，20多年後想起來，還是有幾分無奈，「所以我從1998年開始，我那時候看走金馬獎紅地毯，當時扣掉港星、台灣歌手，有多少台灣電影咖？所以我說不行，我一定要培養，我要俊男美女。」
說著他攤開手，細數發掘過的演員，王心凌、范植偉、姚元浩、高盟傑……「雖然有些人現在下場很差，近期的就那幾個，我一貫以來希望這樣，他們可以走紅地毯，否則商業制度下，不會培養這些人，所以台灣沒辦法像劉德華、香港那樣子，我們沒有巨星啊。」
「很可惜我這部沒做這件事，等我下一部吧，我一定要的。」張作驥說著，輕輕地搖搖頭，「你說《醉，生夢死》那幾個，那還好啦，不夠紅啊，我不知道欸，紅不紅？」
出獄後區分電影與生活 「應該是生活去影響電影」
從重返自由，到拍出《那個我最親愛的陌生人》，對張作驥來說，很多事情都在轉變。原本他就住在工作室樓上，出獄後，他立刻搬離，把生活跟工作分開來，「這時候看我自己的生活才是生活，以前在這裡的生活不是生活。」
「我不必被我的電影生活綁住，變成我的生活是我的電影生活，事實上是不對的，應該是我的生活，去影響我的電影。」
吃飯，是他從生活透進電影的堅持，他的電影裡常有一家人同桌吃飯，開拍前，也要求演員同桌吃飯、生活，回到工作室，午飯自己燒好，員工圍一桌吃。
「現在不煮晚餐，不加班了。」時間接近正午，員工已經開始張羅起碗筷， 「以前我就3年一部，中間一拍完片，就帶公司的人出去環島，找巷子，買菜、做菜，每天喝酒應酬一大堆，現在不一樣了，如果要一年一部，我應該要把應酬的事全部切掉，因為那個不是我的電影，應該拉開去做我的生活。」
這一年來他開始讓自己休息，種菜、釣魚，每週末都騎腳踏車到大稻埕一帶，「西門町有些很怪的地方，雖然很多人拍過，我還想重新了解西門町。小巷子，我喜歡小巷子，非常窄的小巷子。」
「誰願意在那邊生活？有一些人就在那邊生活。這種地方充滿了有趣的事情，暗暗的，有透出陽光、從破洞的地方灑下來，不是高樓大廈，」說著他還是談回電影，「我沒辦法拍白領階級，我都拍中下的，有生命力才有樂趣，拍那些有退休金的，我沒有興趣。」
菸已經抽過了幾支，張作驥開始起身指揮員工，去哪找哪個道具，什麼時候去看場地，準備繼續找那些邊邊角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