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作驥的記憶裡，有雙白襪子，那雙既平常，又讓他好像不太一樣的白襪子。
2015年，他執導的《醉，生夢死》獲選柏林影展，並奪下柏林最大同志雜誌《Siegessäule》舉辦的勝利柱獎，「德國人非常好奇，為什麼我穿白襪子？我也很好奇，為什麼你會問我穿白襪子？原來他們18歲以上的人不穿白襪子，所以一看到我就混淆，你那麼大你穿白襪子？」
「頒獎時我就說，我知道德國有這個傳統，但我還是有穿白襪子的自由，我的意思是，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自由，我跟一個男生談戀愛，或是女生跟女生談戀愛，不妨礙誰，後來那個gay雜誌開心得一塌糊塗。」
張作驥點起了菸，最近又有人提起那雙白襪子，「像我那天去電視台，他說白襪子能不能換掉，覺得白襪子跟西裝不搭，我就跟他講這個故事 。」
「他們家也有愛啊」 張作驥盼替人發聲
從《醉‧生夢死》開始，張作驥的電影首度出現同志題材，來到最新作品《那個我最親愛的陌生人》，裡頭失智的退役老軍官，也有段陳在記憶裡的龍陽戀，媒體開始問他，怎麼會想拍這個題材？什麼時候開始想的？
對他來說，這一切都稀鬆平常。「我身邊一直有（同志），很多人都是，你看我所有電影，都是自閉症、失智症、盲人，這就是商業片最討厭的地方。」
「商業片不喜歡我們幫別人發聲，因為電影就變成另外一種調調，獨立製片好處是，我們可以自己幫一些單位發聲，我不鼓勵，我也不說什麼是好的，那有些人天生下來就是這個樣子，為什麼社會不能容忍？」
「像自閉症，家庭是很苦的，我們都是非常健康的人，譬如你弟弟是蒙古症，我請問你家庭怎麼辦？父母還不太願意讓其他人知道，這怎麼辦？要呈現出來啊，他們家也有愛啊，那這就是投資者最怕的，這也很為難，要做還是不要做，看自己啦。」
「太有錢不好，你會迷失方向」
張作驥的電影，總是在拍社會邊邊角角的地方，市場上、陣頭裡、違建住宅間，生命活得堅韌，血淚都成了螢幕上的精彩，回頭來說，他也是硬派的人，窮窮苦苦地也要拍好東西。
「我其實覺得當導演不好，當攝影師比較好，好好去拍片，享受那個過程，當導演，你看我自己剪接，自己弄音效，獨立製片就是這樣子。」停頓片刻，他重複又說了一遍，「誤打誤撞啦，當導演，當攝影師比較好。」
就算這樣，張作驥還是一路拍到第9部長片，《那個我最親愛的陌生人》部分資金缺口，由母親的800萬遺產補齊，為了省成本，他剪輯、音效都自己上陣，前幾年成立的特效公司，也派上用場，「就是彌補場面上，如果你想不花錢做什麼事，就是用合成去做。」
工作人員在室內穿梭，訪問空檔，張作驥會回頭交談幾句，排行程、交待道具、海報，好多事情要經手。「我們跟他們講，要賺大錢，不要來我們公司啊，我們可以賺平常的一倍，要爆發的我們沒辦法。」
「沒有錢不能做事啊，但有了錢會不好，太有錢不好，你會迷失了方向，我覺得快樂的拍片，然後錢夠就好。」這些話他已經講了好多年，理想與現實的拉扯，每次拍片受訪，都如此錯綜複雜。
這回他找來了兩個人物客串，一個是台灣傳奇影評人「李幼鸚鵡鵪鶉小白文鳥」（下稱：李老師），另一位是資深製作人李烈，兩人在片中短暫，卻又激烈地交鋒。
「他是我精神上的導師。」張作驥這麼描述李老師。當年他從新埔工專唸完電子後，大學想改唸電影，跨域考試自然有壓力，當兵時都在看李老師的電影書，「他是很獨立的影評人，烈姊是個商業片執牛耳的人，我希望他們碰撞。」
嘆商業魔手讓事情弔詭 張作驥：感動跟預算有關嗎？
碰撞後還是得抉擇，但拍了半甲子，底下好多張嘴跟著吃飯，張作驥現在很難只管自己的電影，「為什麼我一回來立刻成立編劇小組？很多人跟我12年、14年，全部逼他們變導演，逼他們寫東西，明天開始拍片，我退到後面幫他們做事，成立技術組幫他們做，不然你電影斷層啊。」
但這年頭電影、戲劇科系這麼多，為什麼會斷層？「學院派自己創作的比較少，多是被用一些用商業的包裝，不是不好，我覺得年輕人應該去撞，努力說出自己要的東西，30、40歲以上知道自己定位，再去做那些事；你想想看，我們今天真的喜歡拍電影，不是看了綠巨人、鋼鐵人，他看了某個讓你感動的東西，感動的東西跟預算有關嗎？」
「商業片是什麼？你賣座就是商業片，為什麼要用商業片的模式，去套入開始成形的東西？當然人各有志，我不能說哪個是對或錯。」說著他語調平緩下來，「現在台灣系統那麼多，我們非常樂意看到《返校》大賣，但它是工業化的電影，我們沒辦法做那種電影。」
「我只能用自己的經驗說，現在就努力去感受你的生活，趕快寫你的東西、拍你的東西，讓一個年輕或新導演，去拍想拍的東西，一定是感動人的，商業架構魔手一進來，對不起，男的要柯震東、女的要誰，因為票房，但那個東西他們能不能駕馭，我們不知道，所以就很多弔詭的事情。」
男主角嫌苦跑去賣檳榔 張作驥被激培訓演員
談到演員，張作驥很會發掘演員。比方說，《醉‧生夢死》磨出了李鴻其、鄭人碩2個好演員，後來兩人各自活躍，去年雙雙入圍金馬最佳男配角，結果鄭人碩被狠狠訓了一頓，叫他要把持好心態。
張作驥捧紅過很多演員。不對，他會反過來問：「他們紅嗎？」
時光倒回1996年，他拍出首部電影《忠仔》，金馬獎、亞太影展、釜山電影節……不斷拿獎，但要跑宣傳時，男主角卻跟張作驥說：「導演，宣傳幹什麼？我不拍，我去賣檳榔一個月12萬。」
「他就在自強隧道一出來，右邊第一攤，打工一個月12萬，他說，我跟你去那麼辛苦幹嘛？」張作驥說著，雙眼瞪得大大的，20多年後想起來，還是有幾分無奈，「所以我從1998年開始，我那時候看走金馬獎紅地毯，當時扣掉港星、台灣歌手，有多少台灣電影咖？所以我說不行，我一定要培養，我要俊男美女。」
說著他攤開手，細數發掘過的演員，王心凌、范植偉、姚元浩、高盟傑……「雖然有些人現在下場很差，近期的就那幾個，我一貫以來希望這樣，他們可以走紅地毯，否則商業制度下，不會培養這些人，所以台灣沒辦法像劉德華、香港那樣子，我們沒有巨星啊。」
「很可惜我這部沒做這件事，等我下一部吧，我一定要的。」張作驥說著，輕輕地搖搖頭，「你說《醉，生夢死》那幾個，那還好啦，不夠紅啊，我不知道欸，紅不紅？」
出獄後區分電影與生活 「應該是生活去影響電影」
從重返自由，到拍出《那個我最親愛的陌生人》，對張作驥來說，很多事情都在轉變。原本他就住在工作室樓上，出獄後，他立刻搬離，把生活跟工作分開來，「這時候看我自己的生活才是生活，以前在這裡的生活不是生活。」
「我不必被我的電影生活綁住，變成我的生活是我的電影生活，事實上是不對的，應該是我的生活，去影響我的電影。」
吃飯，是他從生活透進電影的堅持，他的電影裡常有一家人同桌吃飯，開拍前，也要求演員同桌吃飯、生活，回到工作室，午飯自己燒好，員工圍一桌吃。
「現在不煮晚餐，不加班了。」時間接近正午，員工已經開始張羅起碗筷， 「以前我就3年一部，中間一拍完片，就帶公司的人出去環島，找巷子，買菜、做菜，每天喝酒應酬一大堆，現在不一樣了，如果要一年一部，我應該要把應酬的事全部切掉，因為那個不是我的電影，應該拉開去做我的生活。」
這一年來他開始讓自己休息，種菜、釣魚，每週末都騎腳踏車到大稻埕一帶，「西門町有些很怪的地方，雖然很多人拍過，我還想重新了解西門町。小巷子，我喜歡小巷子，非常窄的小巷子。」
「誰願意在那邊生活？有一些人就在那邊生活。這種地方充滿了有趣的事情，暗暗的，有透出陽光、從破洞的地方灑下來，不是高樓大廈，」說著他還是談回電影，「我沒辦法拍白領階級，我都拍中下的，有生命力才有樂趣，拍那些有退休金的，我沒有興趣。」
菸已經抽過了幾支，張作驥開始起身指揮員工，去哪找哪個道具，什麼時候去看場地，準備繼續找那些邊邊角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