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從初稿三百字起，就得到了讀者意見——每天我貼出一小節，就有讀者的觀感，整個初稿階段，我和這部小說（如今它還掛在網上）一直伴隨讀者貶褒，直到最後完成。
初稿面對讀者，曾是西方舊習，作者寫一頁小說，寫多少行的詩，習慣是唸給朋友聽——這是如今盛行的「作品朗讀會」緣起，其實是傾聽建設性意見的某個過程，不是標準出版物的朗讀……伴隨報業興起，狄更斯式的「連載」繼承了這類做法，隨寫隨發，以初稿面對讀者，取得更多的閱讀關注，不少作品是在發表第一個段落起，擁有讀者的陪伴——民初不少小說，包括魯迅《阿Q正傳》，也同樣寫一段就直面讀者，讀者可給作者、編者去信，發種種議論，作者可在小說裡產生某種回應。
很多年後，這種書寫的舊方式不再有了，報紙連載小說都是整稿出版後的選擇，我們寫小說，完全就是埋首書齋的一種安靜方式了，我們不再有初稿讀者，完稿以後，也只是給唯一的讀者——小說編輯去讀，這沉默的寫作過程一般經過幾年，得獲發表或退稿消息，是編輯一、兩千字的意見，也即書稿全部的閱讀感受了，想知道更多的讀者感想、紛繁的議論，必是在出版後的一段時間才會部分獲得。上述兩者之比，可知《繁花》初稿階段，作者享受一路無窮盡的讀後感，並非「新鮮」兩字可以囊括——做為幸運的寫作者，是一種極度奢侈與愉悅。
初稿期間，作者自謂「獨上閣樓」，不用真名，也是連載的舊樣式，得到心身自由與種種陌生感，我意外體會到，彷彿立刻換了一人，脫胎換骨的改變，寫一件事，寫許多人，寫整個小說，心隨意願，得到更放鬆的拓展，一個始終有姓名、始終穩定的作者，無法體會這無牽無掛的縹緲——忽然之間，原本的你已完全消失，你不再是你，你原有的敘事習慣，你和原來的種種寫作障礙，彷彿脫盡了干係。
每天寫一節，每一節結尾的處理，有意無意形成一種現場感——作者始終相當緊張，感到孤身立於高臺，每天更新文字，每天暴露於讀者眼前，這種嚴峻和愉快的複雜感覺，難以言表，文言的意思，大概就是「警敏」，超常的謹慎，調動全身心投入，逼出你所有的經驗和力量，沉睡的記憶都早早醒來，無時不刻供你自由選用和拿捏，迫使作者進入到更為冷靜，也更喧雜的狀態裡，讓你與人物、故事緊密呼吸，篇幅也在無意間通常每一節的兩千字、逐漸升溫到最佳狀態的每日六千字，心事重重，寢食難安，不吐不快，除趕回來寫字之外，再無任何的興趣，這應是一種「懷孕」心情，一種異常幸福、吸引與被吸引的牽掛，身不由己。
每一小節的力氣，必須完全傾注於整體獨立的一節中，包括每一節都有側重的結尾語感——因此《繁花》從初稿到出版，數度改動修訂，但是成書的每一小節，仍保持了初稿的原狀——每小節仍是當時每天寫出的語境，每一節內容的處理，尤其結束部分的意味，就與一般敘事完全不一樣，更有獨立的設置感、戛然而止之感，知道讀者立刻予以置評之感，或是說，它的每一節，都會得到一千字的評語——兩種不同的寫作場域，即使是章節表現和效果，顯然也是完全不同的。
波赫士喜歡《一千零一夜》，他認為寫作真諦「旨在給人感動和消遣。」對於讀者，消遣、感動是閱讀重要的部分，認為「不醒世、教化」是文學允許的方向，一如我們「愛以閒談而消永晝」的傳統，放鬆身心，進入無盡的回憶，在無數閱讀意見面前，作者從沒有如此靠近他們的現場，清晰看到他們的喜樂，明白當下所面對的他們，已不是假想中八○、九○年代的文學老讀者，他們更具備「閒散」空間，完全能夠忽略繁複的分析和勸化，卻必須觀看到你的生活主張，你發現的某種主張——記錄平凡和特殊的主張。
茅盾先生在《子夜》中，採取多個座標方式，寫出了心目中的上海。在以後的很多年裡，我們的書寫重心逐漸轉移，也是在這單一「城轉農」的背景中，我從上海轉去黑河鄉野務農，但是「城市座標」的概念，在我眼裡始終不覺暗淡，而是更深刻和誘人，更奪目和重要……尤其是「城市化」的當下，如能借用前輩「多點聚焦」來觀照文學，城市能再次表露它最珍貴最重要的特點，面對無數賴以生存的人群，它始終像一座偉大的原始森林那麼深邃、溫和、複雜而豐富、生氣勃勃、深不可測。城市迷人的輪廓、難忘的細部和遺落的瑣事，它的喧嘩騷動、沉默無言、口口相傳的人聲與歎息，那麼令人難以忘懷。讓我感悟到，城市與鄉野的主題始終密不可分，同樣是普通生活的重要聚集地，同樣需要作者沉浸其中，不斷發現、積累和忠實的表達，同樣需要更充沛的熱情和投入。城市同樣是打開文學視野的一把鑰匙。
＊作者曾名金舒舒，生於上海，祖籍吳江黎里，代表作《繁花》、《洗牌年代》、《我們並不知道》、《碗》、《輕寒》、《方島》、《回望》等，主編《漂泊在紅海洋──我的大串聯》、《城市地圖》等，現任《上海文學》執行主編。本文選自《繁花》（新版，新東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