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引發人類走向極端，並且發動戰爭的原因還在於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如此偏狹的想法仍然盤踞在當代的政治中。第四部「種族主義與排外」敘述達爾文學說如何意外成為種族排外政策的「科學」根據，以及華人移民在澳洲發展史上扮演的角色，探討二戰時期風行的種族主義如何塑造國家，又如何邁向今日的多元風貌。
分析國家如何走向極端、邁向戰爭的過程，從國際局勢、經濟壁壘和民主制度的危機等面向來看都很重要，我們在本書第五部「傳統價值的崩壞與重建」更進一步指出對於日本、中東和俄國而言，傳統價值的崩壞與現代化過程中，對於自我認同的尋求也是不可缺少的面向。這些國家的現代化同時伴隨著西方文化的進入，容易使得傳統價值失落、認同喪失。在自我認同與西化間，為了回歸到以往的「純潔性」，透過戰爭的方式讓世界的局勢更加動盪。最後一部於綜觀歷史脈絡後，尋求哲人的反思，提出一個當下與未來都必須深入思考的問題：「我們能免於戰爭的恐懼嗎？」
「關鍵年代」是由一連串的時間、一連串錯誤的決定所造成。一百年前，奧匈帝國王儲斐迪南大公（Franz Ferdinand）夫婦遭槍擊，成為引發世界大戰的導火線，戰火擴及歐洲、亞洲和中東。從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原來支持世界的根基遭到拔除，舊有的體制崩潰，像是奧匈帝國、俄國沙皇和蘇丹等王朝。雖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傷亡和慘烈程度遠大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但很多學者認為它只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問題的延續，根源必須回到一次大戰尋找。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一場不必要的悲劇。」這是著名的歷史學家基根（John Keegan）的名言，他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由於人性中的自私、貪婪和懦弱所產生的劇烈反應。在克里斯多福．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的著名作品《夢遊者》（The Sleepwalker）中認為「一戰的爆發是一場悲劇，而不是一樁罪行。」當時的皇帝、外交官和將軍像是一群夢遊者，在莽撞無知和軟弱無能的狀況下，將歐洲帶入一場無法收拾的戰爭。
我們目前正在經歷另外一次的「關鍵年代」，上個世紀因為各式各樣的因素，我們走向了極端，選擇了毀滅性的戰爭。經歷了一個世紀，現在的我們能否做出更明智的決定呢？
＊作者為「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gushi.tw）網站主編，生活中的歷史學家，身於何處就書寫何處。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加拿大麥基爾大學博士，現任教於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本文選自《關鍵年代：意識形態、排外、極端局勢如何摧毀民主和走向戰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