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中國已從早期列寧式自給自足封閉經濟〔autarky〕，發展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資本市場，積極效法日本與台灣的經濟奇蹟，有效開創出口主導的世界製造工廠，當今中國大陸已經脫離仰賴外國直接投資的早期萌芽階段，美國與歐盟等等的主要貿易對手開始強調平等互惠，強烈期望習近平政府尊重外國企業的智慧財產權益與科技競爭優勢，修補中國大陸人治社會的法律缺陷，逐步減少國營企業的財稅優惠與間接補貼。然而，激進左傾的社會經濟結構改革需要建構超然獨立的司法系統，將其國營企業改造成為講究經濟效率與規模效益的公共事業，積極強化重點都市的中產階級社會流動活力和政治參與權益，中國經歷三十多年的高速經濟發展榮景，長期著重摘取最低的經濟成果，習近平政府缺乏足夠政經誘因，主動落實這些社會經濟結構改革措施。
再者，中國大陸面臨難以逆轉的年齡結構負面衝擊，最近數年中國青壯就業人口的關鍵總經指標，明顯呈現逐年疲軟的罕見趨勢，同時，都市群聚的正面經濟效應也漸進衰退，高齡化社會需要健全完善的醫療資源與照護設施，中國老年人口也漸趨需要更多社會安全保障，這方面醫藥經濟改革措施，需要適度綜合考量，群居都市的青壯就業人口應該提供部分所得，透過全民健保的給付制度，建構社會醫療保健的安全網絡，照護安養高齡族群，有效減緩高齡社會變遷與醫療貧富差距懸殊可能造成的負面衝擊。
最後，中國大陸仍普遍瀰漫社會階層僵化的傳統氛圍，現有戶口制度侷限家計住屋與住戶自由遷徙的社區流動活源，甚至容易導致世襲傳承社會經濟階層懸殊的長期結構問題。同時，習近平執政團隊透過政治改革，試圖增進中國共產黨與中央政府的強權整合，積極提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推廣強調中華兒女民族復興的「中國夢」，近年習近平政府面臨漸趨欠佳的社會經濟條件，這些民粹政策訴求有效鞏固黨府整合的正當性，輔助形塑強國崛起的正面國際形象。
本文探討美中貿易戰爭緩兵休火，雙方達成貿易協議的主要進展成果，在此期間，中國大陸歷經股市與房市資產價格和人民幣匯率劇烈震盪，習近平政府正面臨國家負債赤字激增、經濟發展轉型、年齡結構鉅變、社會階層僵化等等的關鍵社會經濟衝擊挑戰，美中雙邊貿易協議應稱為習近平的皮洛式勝利。川普政府仍然主導國際經濟實權，鞏固美國經濟優勢，全球兩大核心經濟強權競爭，後續經貿關係極可能牽累國際供應鏈與跨境資金流，觸動引發新興金融市場資產價格的激烈動盪問題。
＊作者現任香港北林國際精密企業集團策略執行長，曾任美國加州舊金山美國銀行投資組合分析事業群副總裁，並具備美國加州柏克萊商學院金融工程碩士、紐西蘭懷卡托商學院企業管理碩士與學士、台大財經博士研究相關經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