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中國兩千億美元進口商品，近期川普政府課徵高達百分之二十五的懲罰性關稅，這些關稅涵蓋家庭食品、化學產品、鋼鋁製品、美容產品、汽車輪胎、運動用品、家具、自行車等等。由於中國長年透過法規要求美國大型企業在地經營，設立中國大陸境內數據中心與資訊科技園區，導致美國科技企業獨家技術的間接移轉，許多中國企業仿效侵犯美方專利技術與註冊商標的智慧財產權利，嚴重違反美國貿易法三○一條款，按照總經邏輯的策略思維，川普政府近期課徵的懲罰性關稅實質屬於遲來的合理補償。全球經貿活動需要政治妥協，美中貿易談判仰賴雙邊對等互惠的合議條款，延宕超過整年的美中經貿合作，雙方活化高度友善智慧與政策協調機制，同時，雙邊貿易談判合議，應當維持理性客觀的國際認知，有效權衡美國與中國的實質經濟權益。
美國面臨鉅額中國進口商品，課徵關稅的潛在範圍特別廣泛，因此，美國具備貿易戰爭當中的相對優勢。同時美國需要建構有效保護專利技術與商標智權的經濟制裁機制，無需長期任由中國政府透過特定法規要求美國科技企業在地經營與設立大陸本地的資訊數據中心，間接移轉美國科技企業高價值創新技術，實質優惠中國本土的新創科技企業，嚴重違反美國貿易法三○一條款保護智慧財產權益的基本原則，當今美國川普政府適度制衡中國企業間接侵權的客觀事實。
國際經濟貿易體系的重組安排，顯著標誌新時代的總經價值，美國與中國經貿往來的實質文化意義，並非顛覆舊有文明價值，反而樹立新型總經典範。人類社會理應透過永續發展的世代交替，經由淬煉舊有文明價值的反覆推敲過程，積極建構國際經貿體制的嶄新創見典範，有效促進全球經濟生態的新陳代謝，美中貿易協議賦予國際經貿典範價值的新時代意義。
中國大陸的主要社會經濟問題
中國大陸正面臨國家負債赤字激增、經濟發展轉型、年齡結構鉅變、社會階層僵化等等四項主要社會經濟問題。全球金融海嘯以前，中國大陸總合負債未達全國經濟產能的百分之十三，最近十年此項總經指標激增已達百分之兩百六十七，全國總合負債包含國家公共負債與私有企業負債，高達三十四兆美元。此外，中國基礎建設固定公共投資約佔全國經濟產能的百分之四十五，對應美國、日本、德國、澳洲、紐西蘭、新加坡等等先進國家百分之二十五以下，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相對特別倚賴政府公共投資，面對國際總體經濟趨勢劇變，習近平政府將其原先百分之六點五至百分之七的中國經濟產值成長率，漸進下修直至百分之六，對於中國難以長期透過政府負債，繼續挹注鉅額公共投資，未來數年中國大陸經濟產值成長率極可能持續逐漸下滑，「經濟發展軟著陸」儼然成為習近平政府無法忽視的總經衝擊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