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年平路接受港媒訪問時說，「外省族群本來就應該有自知是少數族群，但不管是我上一代，甚至到我這一代，對這件事所知有限。在解嚴之前，所有的媒體信息，都刻意規避這樣的真相，甚至連人口統計資料都不公開，目的是讓人誤以為，外省族群人數不是那麼少的少數。沒有機會體認自己的真實處境，這屬於外省族群的集體困境。」
平路認為，「陸地思維的大陸人」歷經戰亂來到這座四面環海的台灣要學習如何做一個島民（islander），本來就很不容易。「我父母親那一輩，我想很多外省人都一樣，始終沒有沒有足夠的時間，或者說沒有足夠的機會，去做一個島民，因為他們來的時候，已經是中壯年。」她說。
她又說，對外省人來說，做一個島民，是一個非常陌生之經驗，尤其戒嚴教育是不讓台灣人感覺到自己身處海島，讓台灣人跟海的關係都很遠。「因為海島就代表會往外跑，海島被視為亂源，所以那時候才會有「海防」。
平路認為她的世代，就是1949年後在台灣出生的世代，雖然經歷幾十年的戒嚴時代，「總是有足夠的時間去體認作為一個海島上的人民。而海洋的呼喚原本就代表遼闊多元，各種不可能到可能的想像，天生被外面的更新鮮事給吸引。」
「跟我父母那一代或者說更概括來說，就是第一代外省人，他們是生於以北京為中心，某個意義上，不管你生於多麼偏遠的地方，可是北京一定是中心的那種大陸思維中成長。」
她說，大陸思維強調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倫理，但「我從小就是個叛逆的小孩，在心中總是對『非黑即白』的歷史或人性保持質疑。」也許，這種叛逆，也是平路說的海洋性思維。
戒嚴令讓台灣在長達38年時間中處於軍事緊急狀態中。
雖然不同於大陸思維，但平路認為1949年過來的外省第一代，他們因為戰亂逃離家鄉的「不容易」，也需要被理解。
「1949年過來台灣的很多人生命是破碎的，重組這個破碎的生命，是個艱難的過程；我們只能盡力去理解或者同情，真是個不容易的時代。」 平路說。舉例來說，平路觀察到她的父親因為被教悔不能「忘本」，因此就算年輕時在北平唸書，但仍然一口山東鄉音。之後，遷移到台灣，不管日常生活或教書，都會遇到溝通困難。
此外，思鄉心切的父親，總是要年幼的平路背誦一首又一首的古詩，古詩內容是中國古代詩人國破家亡的流離失所。當年平路不在父親面前背完詩，就不能離開書桌用餐。當年兩岸開放探親後，平路也曾經陪父親回山東故鄉，看著父親對著雙親的祖墳下跪痛哭，故鄉親友們絡繹不絶的來訴說父親離鄉之後，在文革期間受的折磨，平路在這一刻了解了父母那一輩人在戰亂中所受的苦。
蔣介石父子一直是許多台灣「外省人」緬懷的領袖。
尤其，父親的大哥當年追隨共產黨革命，被國民黨政府處死，平路的父親未滿20歲就需要幫大哥收屍。之後留在大陸的兄長，又在社會主義新中國建立後受罪。此外，父親在山東的友人逃亡到台灣，被蔣介石政府視為匪諜，許多人被判刑甚至處死，她可以明白父親逃難前後的不容易。
她在書中提到，晚年時，父親有時做惡夢，夢中的情景都是當年逃難的種種痛苦遭遇。
英文中「離散」（diaspora）來源是比喻猶太民族的流離失所，「那時候猶太人是真的無處可去，但我們有台灣可以回來啊！」平路表示。
平路說，雖然很多人說台灣現在沒有本省與外省的「省籍情結」，但若要真正梳理出來，卻要在很多方面有很深的同理心。她也認為台灣社會在快速的幾次政黨輪替當中，沒有足夠的時間讓人民彼此了解。「了解1949來的人不容易，1945年剛結束日本殖民統治的本省人也很不容易。」
平路說，這也是因為「台灣戒嚴的時間實在太長了」。因此解嚴之後，民眾很難好好的相互傾聽。這些不了解可能就浮現在台灣熱鬧的政治選舉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