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和約旦河西岸之間的邊界高牆，是全世界最戒備森嚴和最具敵意的邊界高牆之一。從上方極目四望，不論視線落在哪一方，都能看到牆從地面聳立，令人震懾不已。在這片巨大的鋼筋水泥牆面前，不但會因為它的占地遼闊備感壓迫，也會因其所代表的意義而顯得渺小。你在這一方，而「他們」在另一端。
三十年前，一堵大牆倒下時，進入了一個看似開放與國際主義的新時代。一九八七年，雷根總統前往分裂的柏林的那道布蘭登堡門（Brandenburg Gate)，向他的蘇聯對手喊話：「戈巴契夫先生，拆掉這道牆吧！」兩年後，牆果然拆除了。柏林、德國和當時的歐洲再次統一。這是兵荒馬亂的時代，有些知識份子預言了歷史的終結。然而，歷史並未就此終結。
近年來，「拆掉這道牆」的呼聲在與「堡壘心態」的對抗中占了下風。它掙扎著想被聽見，卻未能與駭人的群眾移民大浪、對全球化的反彈、民族主義的重新崛起、共產主義的崩潰、九一一攻擊事件及其後續發展等現象競爭。而日後這些斷層線界定了未來世界的形勢發展。
舉目所及之處都沿著邊界在築牆。儘管身處全球化和科技日新月異之中，但人們似乎比任何時候都更感受到分裂。數千英里長的大牆和圍籬在二十一世紀的全球各地竣工。至少有六十五個國家──超過全世界民族國家的三分之一──沿著邊界興建圍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建造的圍牆，有一半是在二○○○年至今這段期間建造。不消幾年，歐洲國家在其邊界所興建的高牆、圍籬和屏障，其長度將超過冷戰的高峰時期。從分隔希臘與馬其頓、馬其頓與塞爾維亞開始，接著隔開塞爾維亞與匈牙利；當人們慢慢對層層堆疊的刺絲網見怪不怪時，其他國家也紛紛跟進築牆──斯洛維尼亞人開始在克羅埃西亞邊界築牆，奧地利人也築起阻絕斯洛維尼亞人的牆；瑞典為了杜絕從丹麥非法入境的移民也築起高牆，與此同時，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同步於與俄羅斯接壤的邊界興建防禦工事。
歐洲肯定不是唯一：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沿著阿曼邊界築起柵欄，科威特在伊拉克邊界起而效尤。伊拉克與伊朗維持實質的分立，壁壘分明一如伊朗與巴基斯坦長達四百三十五英里的邊界。在中亞，烏茲別克雖是內陸國家，卻築起一道道高牆和五個鄰國──阿富汗、塔吉克、哈薩克、土庫曼和吉爾吉斯──一一隔開，其中，與塔吉克的邊界甚至佈以地雷區做為緩衝。故事可以一路說下去，汶萊和馬來西亞、馬來西亞與泰國、巴基斯坦和印度、印度和孟加拉、中國與朝鮮、朝鮮和南韓，全世界到處高牆林立、壁壘分明。
築牆的原因很多，這是因為我們在許多方面存在分歧──舉凡財富、種族、宗教和政治皆然。有時分歧導致暴力相向，為了保衛或防禦而築牆。有時高牆築起是為了擋住某些人，不讓他們進來。有時根本不存在實體的牆，但分隔的感受卻依然清晰；它存在於人們意識之中。儘管肉眼看不到，卻與實體的牆區隔彼此的效果相仿。
這些牆透露了許多國際政治的現況，牆所代表的焦慮也跨越了民族國家的疆界。歐洲高牆林立，其首要目的是遏止移民潮──但這些牆也揭露了歐盟的結構、會員國之間的分歧和不穩定。川普（Donald Trump）總統倡議在美墨邊境興建高牆，旨在阻止移民從南方流入，但這堵牆同時也代表了許多支持者普遍的恐懼，他們深怕美國的人口結構因這些由南方流入的移民而產生變化。
分歧影響了每個層面的政治──不論個人、地方、國家和國際。我們亟需了解是什麼區隔了彼此、持續隔開彼此的是什麼，才能了解今日世界是如何運行的。
回想名導演史丹利．庫柏力克（Stanley Kubrick )一九六八年的科幻電影《二○○一太空漫遊》（2001: A Space Odyssey )開頭〈人類源起〉那段景象。史前時代非洲的疏林莽原（Savannah)，一個類人／人猿的小部落成員和平地在一處水井喝水，此時忽然出現另一個部落。樂於與部落成員分享的眾人，卻抗拒與初來乍到的「其他」部落成員共享水源。接著雙方發生尖銳的對抗，新部落成功地接管水源，迫使其他人撤退。這時，如果新部落有製作磚塊的知識，再配上一些水泥，就可以興建圍牆保護爭奪來的財產，並與外人隔離開來。但畢竟在百萬年前的時代，只要原部落重整旗鼓後重返現場準備收復失土，雙方勢必再度交戰，集結成為部落、因為外來人的出現警覺，以及對可能的威脅做出反應，都出於人性。我們建立攸關生存的關係，也是為了社會團結。我們發展出群體認同意識，卻往往導致與他人衝突。群體為搶資源而競爭，但這裡頭也有認同意識衝突的元素──也就是「我們與他們」的區分。
在人類早期歷史裡，人們狩獵採集：尚未有固定居所，或取得可能被覬覦的永久固定資源。之後，在今天的土耳其及中東某處，人類開始耕作同時不再四處巡狩、覓取食物，或放牧家畜家禽、犁田耕作，等待收成。突然間（在演化的環境中)需要建立的防護愈來愈多：築牆與屋頂來安置人和家禽家畜；圍籬用以標示領域範圍；建築堡壘，做為領土被敵人征服時的退守之處，同時也可用來保護新制度。牆的時代於焉出現，從此掌握住人們的想像力。一如我們今天仍傳頌著特洛伊（Troy)、傑里科（Jericho)、巴比倫、中國萬里長城、大辛巴威、哈德良長城（Hadrian's Wall )、秘魯印加長城（Inca Walls )、君士坦丁堡等故事。它們代代相傳，透過時間、區域和文化，流傳至今──只是現在的邊界高牆通了電、加上探照燈，還安裝了監視器。
這些實質的分隔映照出內心的想像──指導文明、並賦予我們認同意識和歸屬感的偉大思想──譬如基督教的大分裂，伊斯蘭教分裂為遜尼派和什葉派，以及近代史上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和民主國家之間的鬥爭。
湯瑪斯．傅里曼（Thomas Friedman）出版於二○○五年的著作《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書名根據的信念就是全球化必將使人們更加親近。它的確已達成這樣的目的，卻也啟發了屏障的興建。當人們感受到威脅時──如金融危機、恐怖主義、暴力衝突、難民和移民、貧富懸殊擴大──便會更緊密地與所屬的群體擁抱。「臉書」的共同創辦人馬克．祖克柏（Mark Zuckberg)認為，社群媒體會把人們結合起來。從某些方面來看確實如此，但它也提供了新的網路部落聲音與組織能力，有些人花時間在網路上到處謾罵、區分人我。現在許多看似族群之間的衝突也與以往一樣頻繁。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問題是：現代的族群以什麼形式存在？人們是以階級、種族、宗教或國籍來界定自己嗎？這些族群在「我們與他們」這個概念猶存的世界中能共存嗎？
歸結到底就是這個「我們與他們」的概念，以及我們在內心築起的牆。有時「其他人」有不同的語文或膚色，不同的宗教或其他的信仰。最近在倫敦，我帶著三十位來自全球各地的年輕新聞工作者，就出現這樣一個例子。我參與他們的訓練課程，提起伊朗與伊拉克的兩伊戰爭造成一百萬伊朗人喪生。我使用了可能笨拙不當的詞彙：「穆斯林殺害穆斯林」。一位年輕的埃及新聞記者從座位上跳起來高聲抗議。我指出這場可怕戰爭的統計數字，他答道：「是的，不過伊朗人不是穆斯林。」我的心頓時為之一沉。事實上，大多數伊朗人是什葉派，因此我反問他：「你是說什葉派不是穆斯林嗎？」他答道：「是的，什葉派不是穆斯林。」這種分歧並未涉及資源的爭奪，只與所認定的唯一真理相左，而那些持有不同觀點的人就是小人。這種斷然的優越感，將讓牆很快築起。若再涉及競奪資源，牆就蓋得愈高。現在我們似乎正處於這種情境。
基於本書寫作上的方便，我使用牆這個字眼代表障礙物、圍籬及各種形式的分歧和區隔。我們在每一章中都會談到實體的牆，它們多半與磚塊和砂漿，或是鋼筋水泥和鐵絲線有關，但這些牆是分歧「什麼」、而非「為什麼」──而且它們只是故事的開端。
由於還未能夠採訪每個分裂的區域，因此我著重於最能代表全球化世界對認同意識挑戰的題目：移民的效應（美國、歐洲、印度次大陸)；民族主義在統一及分治上的力量（中國、英國、非洲)；以及宗教和政治的交會（以色列、中東）。
在中國，我們看到一個強大的民族國家，其國境之內存在許多分歧──譬如區域不靖和貧富懸殊──對國家統一構成風險，對經濟進展和權力產生威脅；因此中國政府必須對人民進行管控。美國也分裂，但原因不同：川普時代加劇了這個自由國土內種族關係的惡化，也揭露了共和黨和民主黨此前無以復加的分歧，今日兩黨比以往更加對立。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的分歧年代久遠，但在各自的族群內還有許多更深的區隔，目前幾乎沒有協商出解決方案的機會。宗教和族裔的分歧也在中東各地點燃暴力相向的火苗，其中又以什葉派和遜尼派穆斯林的鬥爭為主──每個單一事件都是複雜因素雜糅的結果，但大部分都可歸結到宗教，尤其是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朗之間的區域對立。印度次大陸人口現在與未來幾年的移動過程中，逃避宗教迫害的人士以及經濟和氣候難民的困境都將一一浮現。
在非洲，殖民者所留下的邊界已證明難以與依然強大的部落的認同意識調和。在歐洲各國，歐盟的概念正受到威脅，牆也重新豎立，證明冷戰時期的歧異還未完全解決，在國際主義年代，民族主義也從未真正消失。在英國即將退出歐盟下，脫歐公投反映出整個聯合王國的分歧──長期建立起來的區域認同意識，以及更晚近在全球化時代所形成的社會與宗教的緊張，在在衝擊著世界。
在恐懼與不安的時代，人們將繼續群聚成為團體，藉以保護自己並與威脅的感受對抗。這些威脅將不會只來自邊界，也會從內部出現──中國就有許多事例……
＊作者提姆．馬歇爾（Tim Marshall），外交事務權威專家，有25年以上的採訪報導經驗。他曾經擔任Sky News外交事務編輯，在英國廣播公司（BBC）和LBC/IRN電台服務，也是「TheWhatandtheWhy.com」創辦人兼編輯人。本文選自作者著作《牆的時代：國家之間的障礙如何改變我們的世界》（遠足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