階級、世代對立激化
年金改革的結果，不論法律上正當與否，都不免造成社會進一步分裂，自覺受到剝奪之軍公教人員對國家、政府之向心力削弱。這些「少數人」實則為數絕對不少，倘若形成一股怨懟、仇恨的力量，將有可能傷害民主社會中理性的討論和決策。在中國無時無刻不虎視眈眈、見縫插針的今日，我們迫切需要凝聚共識，同心協力對抗主權的有形、無形威脅。當年金改革演變成人民對國家歸屬感、主體意識的破口，這樣的損害除了無法簡單量化之外，也似乎沒有被直接納入年改釋憲的考量。
對政府的不信任
年金改革傳遞出的訊息是，當政府財政有需要時，即可能背離過去所作之承諾，而取走人民原先依法享有之利益。從極端一點的角度來看，甚至可以說人民的財產權處於隨時可能受到國家侵奪的不穩定狀態，這對人民願意付出勞力、參與國家的經濟系統，是高度不利的負面誘因。當然，這次的年金改革，影響的是軍公教人員，首當其衝的只是人民加入公務體系，為國家服務的意願；但從年金改革後，鮮少有人認為政府的措施「大快人心」、「砍得應該」，而多半是「哀矜勿喜」，部分也是因為一般人民同樣能感受到財產權被剝奪的威脅。今天剝奪軍公教人員的權利，明日國家又有其他財務危機的時候，會不會就輪到自己？人民對於合法獲得的財產權得持續享受其利益，是因為這樣的社會信任，人民才有動機辛勤勞動，增加自己的財產，國家也才能因此富強起來。當年金改革破壞了這樣的信任，對長遠的政治、經濟傷害將是何等巨大？似也未見大法官納入考慮。
以上僅僅信手拈來一些而已，但從其中不免令人猜想：究竟利益與損害的範圍有沒有盡頭？還是可以無限的發展下去，只是社會有沒有想到的問題而已？
另一方面，雖然大法官確實將許多公益、損害的內涵排除於考量之外，但倒也並非是大法官思慮不周，而或許是額外舉出的這些論點，在憲法學上都不是違憲審查「應該」考量的。然而，問題又來了，納入功利主義算式與否的「應該」或「不應該」，究竟是誰有資格決定？如果按照憲法學的理論，先行劃定了損益考量的範圍，再以這個範圍中的損益，得出年金改革合憲的結論，會不會有那麼一點點「先射箭後畫靶」的嫌疑？
功利主義與國家的政策
功利主義自從萌芽以來，逐漸成為倫理哲學的主流之一，甚至躍升為現代國家決策的主要思維，當然是有其優勢存在。功利主義的概念簡單易懂，如果能按照理論操作，「因為利益大於損害所以應該去做」的邏輯推論也是顛撲不破的──「如果」能按照理論操作的話。
這個「如果」正是功利主義的最大問題。由於前面提到的兩項操作困難，許多哲學家、政治學家認為功利主義根本無法拿來實際運用，觀察大法官對年改案的分析，就能夠明白處理實際問題時，不容易得出功利主義理論上應該產生的清晰、客觀、單純的答案，而仍然要回到可能流於恣意、不確定的價值判斷及取捨。
就算真的能按照功利主義的算式算出哪些事該做、哪些事不該做，功利主義也絕非完美無瑕。有論者認為用僵化的比大小決定社會中的複雜問題，是「人類智商的大倒退」。就算能夠達成最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但為此犧牲少數人的權利，真的是對的嗎？例如，某甲的器官恰好與五位迫切等待器官捐贈的人吻合，是不是就可以因此剝奪甲一個人的生命，挽救五個人的生命？單純操作功利主義，是否就能夠獲致公平、正義、正當的結果，已經有古今許多次的實際案例，加以挑戰質疑。至少，聽著受到年金改革影響的數十萬人發出的不平之鳴，不禁令人思考，在功利主義以外，社會的決策方式或許還可以再溫暖一些、再圓融一些。
＊作者為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現任職律師事務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