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早期的古典經濟學者大多認為長期持續性的經濟成長是不可能之事，因為經濟發展要依靠資本累積，卻也會帶來工資上漲的必然結果。但從近代的全球經濟成長軌跡及當前美國迎來史上最長的經濟擴張期可知，已經有「化不可能為可能」的機制。它，就是技術進步。
援引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索羅（Robert M. Solow）的概念可知，技術進步泛指勞工教育程度的增長、生產方式或商業模式的創新與優化等一切有助經濟成長的因素。其中，以科學帶動的技術進步成果最易體現。經濟學界更公認二戰後至今的美國經濟成長，至少有一半可歸功於技術進步。由此更凸顯出二戰期間時任美國科學研究與發展辦公室（ＯＳＲＤ）主持人、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布希（Vannevar Bush），於一九四五年所撰寫的《科學：無盡的疆界》（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一文，著實走在時代之先。
該文指出，基礎研究是技術進步的前導者，對國家安全、經濟成長及抵抗疾病至關重要，若單靠公益和民營企業提供資金難以成事，必須有國家級的科學政策及研究體系。
「國家級的科學政策及研究體系」聽來宏偉遠大，究竟該如何落實？說穿了，就是要排除萬難、廣泛地運用政府與民間合作的研究力量，打造出一個讓天才與機緣結合的平台。這從布希上任六個月，ＯＳＲＤ便與十九間產業實驗室及三十二個學術機構簽訂一二六個研究契約即可得見。爾後，布希倡議的科研體系更催生出ＧＰＳ、個人電腦、生技產業、網際網路、心律調節器、人工心臟、磁振造影、化療等數以百計源於美國、進而改變世界與創造新產業的重大發明。
之所以有如此耀眼的成果，主要是布希及其合作對象（如製造出電晶體、太陽能電池、ＣＣＤ影像感應晶片、Unix作業系統、Ｃ程式語言等技術的貝爾電話實驗室）首重突破及對極端想法的保護，亦著眼更長遠的未來，不求速效型商轉獲益，也不會將天才腦力壓抑成平庸化。
換言之，推動一國經濟長期擴張的驅動力，來自於基礎研究所孕育出的能量，讓技術進步產生「化不可能為可能」的奇效；也在於國家是否有足夠的機制，偕手民間研究單位，打造讓天才發光發熱的環境。可惜的是，當代執政者多半在意眼前的政績與選舉，對於成果太遙遠而難以邀功之事，興趣缺缺。 （相關報導： 顧爾德專欄：巴勒斯坦年輕殉道者出現在中環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專欄作家。本文原刊《新新聞》1693期，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