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裡的老先生對設立博士班的態度是非常嚴謹的。雖然只錄取我一個人，卻針對我研究的範圍，設計了一系列的課程，包括李宗侗先生的「中國史學史專題」，姚從吾先生的「史學方法專題」，夏德儀先生的「史部要籍專題」，楊雲萍先生的「日本史學名著專題」。我的論文由沈剛伯、李宗侗、姚從吾三位先生共同指導，似乎有意將我培養成一個中國史學史的專業人才。我想我該是非常幸運的。在大學時沒有機會，同時也不敢和這些先生接近，現在他們竟專為我單對單的開課，我有更多的機會和時間親近他們。尤其後來剛伯先生擺脫了二十五年文學院院長的俗務以後，我有更多時間向他請益。並且旁聽他的「中國上古史學專題」，「魏晉史學專題」。雖然我的論文由三位先生共同指導，後來我到日本搜集論文資料期間，從吾先生遽歸道山。從日本回來，玄伯先生又臥病在床。所以，有問題就向剛伯先生請示。剛伯先生對我不僅是學術知識的傳授，並且有更多做人處世的啟迪。這些年來我一直以他的「量才適性」作為座右銘，才使我得以不陷身塵網，而自致於紛紜之外。今年是剛伯先生百齡，也是逝世二十週年，又是歷史系博士班成立三十週年，我竭力舉辦了一個紀念學術研討會，聊表對剛伯先生的感念。
學科考試及格後，有一年出國搜集材料與撰寫論文的機會。我選擇去日本，到京都人文研究所的平岡武夫先生研究室掛單。我所以作這個選擇，因為平岡先生曾在北京大學顧頡剛門下讀過書，並且寫了一本《中國經學史》。因為當時我認為魏晉時期的經注與新興的史注不同。經注透過訓詁或音義明其義理，史注則是詳其事實。但裴松之的《三國志注》的形式，又與當時新興的史注不同，其淵源或與漢晉間經注的轉變有關，尤其是杜預的《左傳集解》。可能平岡先生可以幫助我解決這個問題。但這時平岡先生的研究已轉向白居易。中國經學對他已經是非常遙遠的名詞。所以，一次在平岡先生研究室，遇見當時日本漢學研究的活國寶吉川幸次郎，他聽了我的研究情況，就說：「你的研究，我們無法幫助。」我隨即回答：「我知道，我原本也沒有打算你們幫助！」的確，我的想法已經改變，如果將裴注和經學糾纏在一起，是非常麻煩的事，首先必須轉向經學研究。不過，一旦陷於經學就難以自拔了。所以，以後在京都的一段日子，除了整理過去搜集的材料，並且翻閱幾套人文研究所所藏的明清刊本的《三國志》，餘下的時間就去逛廟。
從日本回來，向剛伯先生報告，我所遭遇的問題，除了裴注和經學的問題外，還有一個問題；裴松之在一年之內，完成這部龐雜的著作，可能如溫公修《通鑑》，由一批助手協助下完成的。這兩個問題，都不是一時可以解決的。所以，我決定改換題目。剛伯先生沉默了一會，然後問道：「還剩半年時間，來得及嗎？」我說來得及。於是，我就從裴松之研究轉向魏晉史學的探討。雖然，我暫時放下裴松之，但這兩個問題始終在心裡盤旋著。關於裴松之助手的問題，二十年後在《勞貞一先生八十壽頌集》，寫了篇〈《三國志注》與裴松之《三國志》自注〉，討論這個問題。關於裴松之注的淵源問題，這幾年我集中研究司馬遷與漢武帝時代的問題，在討論《史記》「太史公曰」與史傳論贊關係時，突然發現裴松之自注出於司馬遷的「太史公曰」，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這個偶然的發現，著實使我高興了好幾天。不久前，為祝鄧廣銘先生九十壽辰，寫成〈司馬光《通鑑考異》與裴松之《三國志注》〉，裴氏自注源於司馬遷的「太史公曰」，司馬光的《通鑑考異》則受裴氏自注的影響，前後是有跡可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