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匈間的甌脫是兩國之間的緩衝地，即長城之外農業與草原的過渡地帶。這個地區既不屬於漢，也不服於匈奴，而徘徊二者之間。若這個地區的均衡可以維持，雙方可以和平相處，若均勢打破則衝突即起。可以藉此對這個地區爭奪與控制，測知漢匈勢力的消長。漢匈衝突兩國關係雖斷絕，草原與農業文化仍涓涓滲透，相互交流，就是甌脫居中的媒介作用。後來，漢控制這個地區，築城屯田，將農業文化移植塞外，匈奴來歸即同樣居住這個地區，胡漢雜處，促使草原文化的轉變。其文化轉變的過程，初則與漢人混居雜處，互相往來，逐漸放棄牧畜，而定居農耕，形成半農半牧的社會形態，等待機會翻長城進入中國。永嘉風暴後，五胡十六國在黃河流域建立統治政權，可說是農業文化在塞外互動發展的結果，並非異族入侵中原。
後來我討論北魏拓跋氏文化的轉變，即以這個論點出發。不過，我對拓跋氏文化轉變的探討，也是幾經周折的。最初因討論漢匈的和戰問題，讀了勞榦先生的《居延漢簡考釋》。因此，想以河西四郡的設立，探討農業文化向長城以外的拓殖，並以此向哈佛燕京社申請研究計劃。計劃沒有批准，但卻附了一封信，說我的研究計劃和用的材料，及預期獲得的結論與他們最近一篇博士論文相似。並附了論文作者的姓名及工作地址，以便聯絡。我細讀之下，發現論文作者竟是張春樹。張春樹是高我一班的學長，對秦漢史的造詣非常深厚。於是，我寫了封信給他，說不知是否是他，如果真的是他，分別七年，海角天涯，沒有想到在此相遇，真是人生何處不相逢。不久，春樹來信說，論文是他寫的，並且說當前所有漢簡資料，他搜集齊全，這個問題已無發展的空間。既然不能下河西，我只有向下滑行，回到最初起步的地方魏晉去。
回到魏晉，當時的新亞研究所有錢賓四、牟潤孫、嚴耕望諸先生都是治魏晉史的大家，的確是一個研究魏晉南北朝史的好環境。於是先定下研究範圍，從永嘉風暴邊疆民族在長城內的遷徙，到北魏孝文帝遷都華化，草原文化與農業文化間相互的激盪與調整。但當我材料搜集妥當，準備撰寫論文的時候，接到我同班同學金發根寄來的一本書，他的碩士論文《永嘉之亂後北方的豪族》已經出版。所引用的材料與結論，與我準備寫的前半部分相似，於是我只得放棄這一部分。集中討論拓跋氏漢化的問題，就在這個時候孫同勛的新書《拓拔氏的漢化》又寄到了。孫同勛的論文非常縝密。因此，關於這個問題也無法再做了。
這的確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材料已經搜集妥當，論文不能不寫，但更換題目另起爐灶，時間已不允許。因此，如何從這些材料裡另謀出路，就頗費思量了。於是繞室而行，數日不得安眠，最後終於想出一個不是辦法的辦法，那就是從這些材料中，尋覓漢化中胡化的殘餘。因為即使那些進入長城的邊疆民族，最後放棄自己享有的文化傳統，完全融合於漢文化之中，其歷程往往是非常轉折與艱辛的。因為文化的接觸與融合非常複雜。往往在接觸與融合的過程中，一旦遭遇挫折與阻礙，必須經過不斷地再學習，再適應，再調整之後才能完成。而且不論融合或被融合的雙方，都必須付出很高的代價。甚至被融合的民族，放棄自己的文化傳統，但仍然有某些文化的因子，無法完全被融合而被殘留下來。這些被殘留的文化因子，往往在被吸收後，經過轉變成為一種新的文化成分，不僅增富了漢文化的內容，也增強了漢化的活動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