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個不積極又不果斷的人。生活散漫離亂，得過且過。自己這些年的研究，亦復如此。其實也說不上什麼研究，只是課餘之暇，獨坐書房，閉門造車，東拼西湊，了無章法可言。
至於如何選擇歷史這個營生，說來也很偶然。只緣高中畢業那年，終於留級，但功課未見起色，只有歷史科較出色，但也不過七十來分，其他各科可想而知。不過，我想讀的是新聞，那時臺灣還沒有新聞系。心想沒有新聞，不如讀舊聞。因為昨天的新聞，就是今天的歷史。但不論新與舊都是一樣，我都是妄想，肯定考不取，只藉此臺北一遊。但卻意外僥倖考上了，真是意外的意外。
當年臺大歷史系，在傅斯年先生的調理下，是臺灣大學的第一系。名師如雲，南北混同。但我卻漫步椰林大道，不知歷史為何物，於國計民生何補。不過，後來問題終於來了，因為畢業時要寫篇論文。論文是什麼？怎麼寫？我完全不知道。但不論怎麼說，總得先選個題目。雖然，當年勞榦先生沒有開魏晉南北朝史，但我們班上包括何啟民、孫同勛、金發根和我，卻都選了這個範圍。後來大家都沒脫離歷史研究和教學的範圍。所以，我們可說是臺灣培植的第一代魏晉南北朝的歷史工作者。
我的題目是〈北魏與西域的關係〉，至於為什麼會選擇這個題目，現在已經記不得了，也許是因為「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吧。關於陽關，四年級時勞先生開了一門「魏晉南北朝史專題」，講的就是陽關，一年的時間徘徊大小方盤城之間。不過，這門課選到最後只有我一個人，還有兩三個旁聽的，使我那一年再也無法逃課。不過，這個問題對我的論文有些幫助，我的論文大概寫得還算不錯，勞先生給了96分。畢業後報考研究所，勞先生為我寫推薦信，說我對白鳥、羽田、箭內的著作，有深入的研究，可繼黃文弼樓蘭未竟之業，期許頗高。其實我當時對這些日本學者的著作，略有接觸，但卻不盡了解。而且對於「西征樓蘭」，那是條茫茫的天涯路，實非我能力所及。而且班上同學高手不少，衡量再三，我拿了推薦信，卻沒有報考。
不過，「西域」，對我以後申請香港新亞研究所，有很大的幫助。我申請新亞研究所，也是非常偶然的。那是退役之後，在歷史博物館研究組工作，負責的業務是國際交換，因和單位主管相處不洽，遞了個「請辭，乞准」四字的呈文，就下鄉教書，開當鋪去了。在鄉下一年，教書尚可，當鋪卻開垮了，又回臺北在個書店當門市。那時我剛結婚，居於陋巷違建之中，生活非常艱苦。一天看到報上一則廣告，香港新亞研究所在臺招生。我妻見我整日沉湎「一劍光寒十四州」中，並非長策，總該混個功名，遠了去不起，這裡倒合適。所以，勸我報考，但我興趣缺缺。倒是我的朋友萬家茂非常熱心。那時他正讀臺大醫學院生理研究所，做完實驗，就來窩居，兩人各據一椅，追讀金庸的《萍踪俠影錄》，即《射雕》。他為我到學校申請成績單，為研究計劃找打字行，並且在申請截止前一天晚上，陪我到郵政總局投遞。
申請研究所，研究計劃是必須的。但我卻不知怎麼寫，用些什麼參考書。好在自己在書店門市工作，架上還有幾本通俗可用的書。於是，就以自己的論文為基礎，再以讀過一些湯恩比文化的挑戰與回應模糊的概念貫穿，寫成〈西域‧文明的驛站〉的研究計劃。認為西域環繞沙漠的綠洲地理環境，沒有形成自己的文化體系，早期處於農業與草原文化之間，隨雙方的政治勢力而沉浮。其後界於東西文化交匯之處，由於本身無獨特的文化基礎，因此，東西文明傳遞至此，皆能保持其原有文化的風貌，以待另一種文化的吸取。西域居於其間，緩和了兩種文化接觸與挑戰的衝擊力。計劃寄去四五個月，如石沉大海，我早已忘記這件事。一日突然接到通知錄取了。後來知道這次招生只有一個名額，是亞洲基金會給的。包括臺灣、日本、東南亞各地十九人申請，我竟又僥倖錄取了。據說當時校外委員羅香林先生非常欣賞這個研究計劃。
進了新亞研究所，拜在牟潤孫先生門下。不過，這個研究計劃只是進階之用，如要再進一步探討，就非能力所及了。那麼，從何處切入，頗費思量。後來想到初入臺大歷史系時，因魯實先先生之囑，讀了一部黃善夫刊本的《史記》，接著又讀了半部《漢書》。於是便從《史記》所載高祖「平城之圍」入手，討論漢匈的和戰關係。寫成了一篇七八千字的稿子，注了三四萬字。這篇稿子是自習之作，目的在學習材料的運用與掌握，從來不敢示人。不過，後來研究所月會報告〈試釋論漢匈間之甌脫〉以及對長城問題的探討，和現在寫司馬遷《史記》關於對漢匈問題的解釋，都建立在這個基礎上。
所謂研究所月會，由錢穆先生親自主持。每次由研究所助理研究員與學生各一，提出報告。然後由各導師提出評論，最後錢穆先生作總結，氣氛頗為肅穆。輪到我報告，提出的報告是〈試釋論漢匈間之甌脫〉，文章以文言寫成，兩週前已分送諸導師與同學。不過，想想有所不妥。因為和錢先生的《國史大綱》有相左之處。錢先生對甌脫的解釋，取其原始義，即韋昭所謂「界上守屯處」，與顏師古注《漢書‧匈奴傳》所云：「境上候望之處」。我則取丁謙《漢書匈奴傳地理考證》的引申義，即「甌脫，閒地也」。擴大為「農業與草原民族間的緩衝地」。因此，我請示師父牟潤孫先生，是否要刪去與錢先生牴觸之處。牟先生說錢先生不一定會記得。但錢先生不僅記得，而且記得很清楚，並且很堅持。對我作了非常嚴厲的批判。最後還是鄭騫先生以辛棄疾的一句詞：「甌脫縱橫」，為我解圍。
這次月會從下午2點到晚上6點多，是新亞研究所月會空前絕後的一次。老夫子真的生氣了。以後在新亞研究所的幾年，我不敢再見錢先生。直到他定居外雙溪素書樓，才再親近錢先生，多所請益。月會的第二天，一位沒有參加月會的學長，走進我研究室，他光光的腦門上冒著汗珠，瞪著眼，怒沖沖地指著我說，我不該冒犯錢先生。他說昨天他沒有來，如果來了，我早就躺下了！我說：「甌脫，只是偶爾一脫，昨天已經被脫得光光，以後在新亞一天，決不再脫。離開新亞，我一定還脫。」的確，後來以長城為基線，討論中國歷史文化的變遷，以及拓跋氏從平城到洛陽文化轉變的歷程，就是以甌脫為基點出發的。
漢匈間的甌脫是兩國之間的緩衝地，即長城之外農業與草原的過渡地帶。這個地區既不屬於漢，也不服於匈奴，而徘徊二者之間。若這個地區的均衡可以維持，雙方可以和平相處，若均勢打破則衝突即起。可以藉此對這個地區爭奪與控制，測知漢匈勢力的消長。漢匈衝突兩國關係雖斷絕，草原與農業文化仍涓涓滲透，相互交流，就是甌脫居中的媒介作用。後來，漢控制這個地區，築城屯田，將農業文化移植塞外，匈奴來歸即同樣居住這個地區，胡漢雜處，促使草原文化的轉變。其文化轉變的過程，初則與漢人混居雜處，互相往來，逐漸放棄牧畜，而定居農耕，形成半農半牧的社會形態，等待機會翻長城進入中國。永嘉風暴後，五胡十六國在黃河流域建立統治政權，可說是農業文化在塞外互動發展的結果，並非異族入侵中原。
後來我討論北魏拓跋氏文化的轉變，即以這個論點出發。不過，我對拓跋氏文化轉變的探討，也是幾經周折的。最初因討論漢匈的和戰問題，讀了勞榦先生的《居延漢簡考釋》。因此，想以河西四郡的設立，探討農業文化向長城以外的拓殖，並以此向哈佛燕京社申請研究計劃。計劃沒有批准，但卻附了一封信，說我的研究計劃和用的材料，及預期獲得的結論與他們最近一篇博士論文相似。並附了論文作者的姓名及工作地址，以便聯絡。我細讀之下，發現論文作者竟是張春樹。張春樹是高我一班的學長，對秦漢史的造詣非常深厚。於是，我寫了封信給他，說不知是否是他，如果真的是他，分別七年，海角天涯，沒有想到在此相遇，真是人生何處不相逢。不久，春樹來信說，論文是他寫的，並且說當前所有漢簡資料，他搜集齊全，這個問題已無發展的空間。既然不能下河西，我只有向下滑行，回到最初起步的地方魏晉去。
回到魏晉，當時的新亞研究所有錢賓四、牟潤孫、嚴耕望諸先生都是治魏晉史的大家，的確是一個研究魏晉南北朝史的好環境。於是先定下研究範圍，從永嘉風暴邊疆民族在長城內的遷徙，到北魏孝文帝遷都華化，草原文化與農業文化間相互的激盪與調整。但當我材料搜集妥當，準備撰寫論文的時候，接到我同班同學金發根寄來的一本書，他的碩士論文《永嘉之亂後北方的豪族》已經出版。所引用的材料與結論，與我準備寫的前半部分相似，於是我只得放棄這一部分。集中討論拓跋氏漢化的問題，就在這個時候孫同勛的新書《拓拔氏的漢化》又寄到了。孫同勛的論文非常縝密。因此，關於這個問題也無法再做了。
這的確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材料已經搜集妥當，論文不能不寫，但更換題目另起爐灶，時間已不允許。因此，如何從這些材料裡另謀出路，就頗費思量了。於是繞室而行，數日不得安眠，最後終於想出一個不是辦法的辦法，那就是從這些材料中，尋覓漢化中胡化的殘餘。因為即使那些進入長城的邊疆民族，最後放棄自己享有的文化傳統，完全融合於漢文化之中，其歷程往往是非常轉折與艱辛的。因為文化的接觸與融合非常複雜。往往在接觸與融合的過程中，一旦遭遇挫折與阻礙，必須經過不斷地再學習，再適應，再調整之後才能完成。而且不論融合或被融合的雙方，都必須付出很高的代價。甚至被融合的民族，放棄自己的文化傳統，但仍然有某些文化的因子，無法完全被融合而被殘留下來。這些被殘留的文化因子，往往在被吸收後，經過轉變成為一種新的文化成分，不僅增富了漢文化的內容，也增強了漢化的活動力量。
中國歷史自魏晉以後，由於邊疆民族不斷湧入長城，結束了漢民族在長城之內單獨活動的時期。漢民族不斷和不同的邊疆民族融合，使漢文化增添更多的新內容。在永嘉風暴中，拓跋氏部族是最後進入長城的邊疆民族，不僅收拾了黃河流域的歷史殘局，並且總結了秦漢以來，滲入長城的其他邊疆民族，作了一次融合。然後再以此為基礎，和漢民族作徹底的融合。經過這次融合之後，新的血輪注入漢民族之中，新的文化因子也開始在漢文化中孕育。後來這些新的血輪與新的文化因子，又轉變成支持隋唐帝國建國的基礎。關於這個問題，我先從〈拓跋氏與中原士族的婚姻關係〉開始。因為我去香港之時，魯實先先生希望我能繼承王昶《金石萃編》之業。因此曾仔細地讀了趙萬里的《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所以，應用《集釋》所錄集若干北魏宗室墓誌的碑文，所載的姻婭關係討論這個問題，這是前人所沒有做過的工作。但將這些資料綴集後，可以發現孝文帝如何利用政治力量，斬斷中原士族社會的婚姻關係的鎖鏈，使北方貴族和中原士族通婚，徹底消除草原與農業文化殘餘的矛盾，使其政權得以持續。所謂窮則變變則通，我在山窮水盡已無路之時，經此一變為自己拓展了另一個境地，後來我的《從平城到洛陽—拓跋魏文化轉變的歷程》中的一系列論文就是這樣寫出來的。
至於我對中國長城文化的探索，那是因為一個日本人上了長城。當年中國人民為了抵抗日本侵略者進入長城，而灑鮮血拋頭顱，現在這個日本人竟大搖大擺登上長城，並大放厥辭。這個日本人就是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因此，我憤怒，於是開始關心那條橫臥在西北邊疆的沉默巨龍。中華民族是個農業民族。築城不僅是農業民族特殊的技巧，也是農業文化發展必經的階段。因此，我以城的形成與發展，將中國歷史文化的發展與演變分成築城、衛城、拆城三個階段，也可以說是我個人對中國歷史分期的看法。所謂築城，從新石器後晚期，農業民族從建築一個小城開始，到秦帝國建立，將西北邊疆許多城連綴起來，築成一座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大城，這座城就是萬里長城。過去討論長城過分突出防胡的消極意義，但最初長城的建立，並不是消極的防衛，而是農業民族向西北拓展的極限。所以長城所表現的意義是多方面的，不僅是一條國防線，同時也是地理的分水嶺，更是分劃農業與草原文化的疆界。最初長城的築構沒有受任何外力的影響，而是農業文化自我發展，自我凝聚，經過長時間累積而成的。然後，長城和中國的歷史、文化融而為一，成為中華民族永恆的象徵。
至於衛城時代，從漢高祖的平城之圍開始。「平城之圍」是成熟的農業文化與草原文化的主力空前遭遇，不幸農業民族失敗了，而且敗得很慘。農業民族不得不將邊疆後撤長城。於是長城不僅是一條文化的分劃界，同時也變成了一條主要的國防線。中國歷史的發展隨著進入了「衛城」的時代。以後千餘年的歷史，至少在中國近代以前，中國歷史都是農業與草原民族，以長城為基線互相衝突與調和的歷史。至於「拆城」，因為近代以後侵略中國的夷狄，不再是從西北騎馬翻越長城而來，而是帶著堅甲利兵從東南海上乘船來的。於是中國面臨著三千年來的一大變局，開始用夷變夏師夷之長技。所謂師夷之長技也就是現代化。中國近代與現代為適應現代化，將長城環抱的許多小的城池拆除。於是中國的歷史發展進入了拆城的時代，在拆城的過程，往往進退失據，中國近代的許多悲劇，便種因於此。
從最初漢匈間的「甌脫」，最後擴展到中國文化疆界的長城，其中經歷了許多的轉折，但並沒有因外在環境改變我的初衷，漸漸形成對歷史考察的自我體系。至於後來再轉向魏晉史學的領域，也和我這個歷史考察體系有關。因為我認為當長城邊界受外力的影響，被迫消逝的時候，是中國政治社會動盪紛亂的時代，也是中國文化自我反省後開始蛻變的時期，同時也是中國史學的黃金時代。中國文化形成迄今，曾經歷三次文化的蛻變，一在魏晉、一在兩宋、一在近現代。這三個時代同時也是中國史學的黃金時代。因為史學必須在政治權威干預減少，而且文化理想又超越政治權威之時，才有蓬勃發展的生機。魏晉正是中國史學發展的第一個黃金時代。
不過，我由魏晉的歷史轉向魏晉史學的探索，也是非常偶然的。那年從香港回來渡暑假，閒著沒事。我的同學孫同勛急著赴美留學，他教一個洋人的《三國志》，一時找不到替手，臨時拉上我。不過，那個洋人讀《三國志》，只是從尋找曹操為什麼不做皇帝的資料，寫他的畢業論文，當時中國大陸為曹操翻案不久，他跟上了這股風。因此，我們意見常相左，而且我覺得為他人作嫁是非常無聊的事。於是晚上備課之餘，順便統計裴松之注所引的魏晉材料。後來回香港翻查資料，發現清代學者錢大昕、錢大昭兄弟、趙翼、沈家本都有裴注引書目之作。而且《三國志》與裴注在乾嘉之際是顯學。趙一清、林國贊也有裴注的專著。不過他們都集中於裴松之保存魏晉史料之功，卻很少論及裴注本身的性質和價值，以及其對後來史學的影響。當時我還有其他工作要做，暇餘之時就梳理裴注。然後發現裴松之注《三國志》，不僅補陳壽之闕，同時更對魏晉史學作了總結的討論與批評。劉知幾的史學批評，或即出於裴松之。後來報考臺大歷史系博士班，就以這個無心插柳的成果，寫成〈裴松之《三國志注》研究〉的研究計劃提出申請。那已是三十年前的舊事了。
報考臺大博士班，是我回臺灣大學任教一年後的事。我回臺大歷史系任教也是很偶然的事。新亞研究所的畢業論文，不知為什麼被校外委員饒宗頤打了剛及格的七十分。不過，包括錢先生在內的研究所諸先生，都認為我的論文寫得頗有見地。因此，留所任助理研究員。當時新亞研究所有個不成文的規定，助理研究員留所五年，必須自謀生路。不過，這個規定對我也有很大幫助，使我三更燈火五更雞，讀了不少雜書。所謂雜書，就是自己研究範圍以外的書，以備將來謀職所需。有段很長的時間就睡在研究室裡，冬天一床廉價的尼龍被裹身，就地而臥，如街旁的流浪漢，其中艱辛是很難言講的。後來我又返臺渡假，開學仍繫留未歸。臺大歷史系的一位先生得了病，系主任許倬雲臨時找我代開他的「中國近代史」，時間只有一個多月，但反應卻非常熱烈，也許因此結下第二年回歷史系任教的因緣。以我在學成績之差，又和諸位老先生素無淵源，且不是本系研究所畢業，能回母校教書，已是意外的意外。更意外是回來的第二年歷史系為了培養師資，設立博士班。系裡的講師大部分報考，我也跟著湊熱鬧報了名。但後來前思後想，如果考不上，連好不容易得來的飯碗也砸了，實在不划算。妻在旁笑言：「常是只報名，不考試。」於是，我又開始準備考試，沒想到竟又僥倖錄取了，而且只錄取我一人。
系裡的老先生對設立博士班的態度是非常嚴謹的。雖然只錄取我一個人，卻針對我研究的範圍，設計了一系列的課程，包括李宗侗先生的「中國史學史專題」，姚從吾先生的「史學方法專題」，夏德儀先生的「史部要籍專題」，楊雲萍先生的「日本史學名著專題」。我的論文由沈剛伯、李宗侗、姚從吾三位先生共同指導，似乎有意將我培養成一個中國史學史的專業人才。我想我該是非常幸運的。在大學時沒有機會，同時也不敢和這些先生接近，現在他們竟專為我單對單的開課，我有更多的機會和時間親近他們。尤其後來剛伯先生擺脫了二十五年文學院院長的俗務以後，我有更多時間向他請益。並且旁聽他的「中國上古史學專題」，「魏晉史學專題」。雖然我的論文由三位先生共同指導，後來我到日本搜集論文資料期間，從吾先生遽歸道山。從日本回來，玄伯先生又臥病在床。所以，有問題就向剛伯先生請示。剛伯先生對我不僅是學術知識的傳授，並且有更多做人處世的啟迪。這些年來我一直以他的「量才適性」作為座右銘，才使我得以不陷身塵網，而自致於紛紜之外。今年是剛伯先生百齡，也是逝世二十週年，又是歷史系博士班成立三十週年，我竭力舉辦了一個紀念學術研討會，聊表對剛伯先生的感念。
學科考試及格後，有一年出國搜集材料與撰寫論文的機會。我選擇去日本，到京都人文研究所的平岡武夫先生研究室掛單。我所以作這個選擇，因為平岡先生曾在北京大學顧頡剛門下讀過書，並且寫了一本《中國經學史》。因為當時我認為魏晉時期的經注與新興的史注不同。經注透過訓詁或音義明其義理，史注則是詳其事實。但裴松之的《三國志注》的形式，又與當時新興的史注不同，其淵源或與漢晉間經注的轉變有關，尤其是杜預的《左傳集解》。可能平岡先生可以幫助我解決這個問題。但這時平岡先生的研究已轉向白居易。中國經學對他已經是非常遙遠的名詞。所以，一次在平岡先生研究室，遇見當時日本漢學研究的活國寶吉川幸次郎，他聽了我的研究情況，就說：「你的研究，我們無法幫助。」我隨即回答：「我知道，我原本也沒有打算你們幫助！」的確，我的想法已經改變，如果將裴注和經學糾纏在一起，是非常麻煩的事，首先必須轉向經學研究。不過，一旦陷於經學就難以自拔了。所以，以後在京都的一段日子，除了整理過去搜集的材料，並且翻閱幾套人文研究所所藏的明清刊本的《三國志》，餘下的時間就去逛廟。
從日本回來，向剛伯先生報告，我所遭遇的問題，除了裴注和經學的問題外，還有一個問題；裴松之在一年之內，完成這部龐雜的著作，可能如溫公修《通鑑》，由一批助手協助下完成的。這兩個問題，都不是一時可以解決的。所以，我決定改換題目。剛伯先生沉默了一會，然後問道：「還剩半年時間，來得及嗎？」我說來得及。於是，我就從裴松之研究轉向魏晉史學的探討。雖然，我暫時放下裴松之，但這兩個問題始終在心裡盤旋著。關於裴松之助手的問題，二十年後在《勞貞一先生八十壽頌集》，寫了篇〈《三國志注》與裴松之《三國志》自注〉，討論這個問題。關於裴松之注的淵源問題，這幾年我集中研究司馬遷與漢武帝時代的問題，在討論《史記》「太史公曰」與史傳論贊關係時，突然發現裴松之自注出於司馬遷的「太史公曰」，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這個偶然的發現，著實使我高興了好幾天。不久前，為祝鄧廣銘先生九十壽辰，寫成〈司馬光《通鑑考異》與裴松之《三國志注》〉，裴氏自注源於司馬遷的「太史公曰」，司馬光的《通鑑考異》則受裴氏自注的影響，前後是有跡可尋的。
我的論文轉為魏晉史學領域，並向剛伯先生保證在半年之內完成。因為我心裡已經有了個譜。在我統計裴松之引書資料時，發現裴松之所引用的魏晉史學著作中，其中有許多是《隋書．經籍志》所沒有著錄的，尤其是別傳。這種別於正史列傳的個人傳記，出現於東漢末期，盛行於兩晉。裴松之《三國志注》引用了眾多的別傳。別傳在《隋書．經籍志》史部分類中，納入雜傳一類，雜傳包括了別傳、類傳、家傳、地域性人物傳記，以及超越現實世界的志異小說。劉知幾將這類著作稱為「雜述」，是魏晉時期新興的史學寫作形式，正反映了魏晉史學特殊的時代性格。因為一個時代的史學，生存在一個時代之中，和這個時代發生交互的影響。所以透過一個時代的政治、社會、經濟與文化的變遷，可以了解這個時代的史學的演變與發展，同時從一個時代的史學發展情況，也可以了解這個時代實際的歷史面貌。因此，我準備以魏晉時期的社會與思想變遷為基礎，探討這批在正統史學以外的新興史學著作，形成的背景及特殊的性格。關於這個問題我已作了許多準備工作，因為在統計裴松之引用魏晉史學資料時，已經透過《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唐書．經籍志》，以及唐宋類書《北堂書鈔》、《太平御覽》、《藝文類聚》、《世說》與《文選》注，並輔以章宗元、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對這一部分史學著作作了集釋。所以，對這部分資料可以完全掌握；另一方面，過去一段很長的時期研究的範圍是魏晉，回到臺北後，又分別在臺大、輔仁歷史系講授「魏晉南北朝史」，這是我對剛伯先生說換了題目，在半年內可以完成論文的原因。
轉換題目既定，開始整理行裝，準備到香港去撰寫論文。香港紅塵滾滾，並不適合研究工作，但對我來說卻不同。因為在新亞研究所圖書館進出五六年，架上的圖書非常熟悉，我所需要的材料又非武林秘笈，舉手可取，非常方便。而且牟潤孫、嚴耕望先生就近可以請教。不過當時牟先生任中文大學歷史系講座，已無暇和我討論。不過嚴耕望先生對我卻啟迪良多，這是我決定到香港撰寫論文的原因。於是，我又去了香港，在尖沙咀的重慶大廈的高層，租了一間房子安頓下來。這是半島最繁華的地區，人車喧雜，尤其白天，地基打樁的震撼，電鑽穿破柏油路的尖嘶，使人窒息，無法著筆寫一個字。只有到研究所翻閱資料，工作的時間改在晚上，從華燈初上時分開始，一直工作到第二天破曉，然後和衣蒙被而臥。這樣連續工作了三個月，終將論文趕成。其間，大廈失火，列為危樓，無水無電，我必須依賴燭火維持工作。檯上幾支燭火不停躍動，燭涕隨著躍動的燭火淌下來，點點滴滴在檯子上凝住了。我在燭火下奮筆疾書，稿成之日，最後寫下：「斗室一燭熒熒，與窗外五彩繽紛霓虹燈相映，觀案頭積稿盈尺，寫的竟是魏晉衰世，撫昔思今，感慨世事如棋，不覺百感交集，泫然欲涕……」。
《魏晉史學的特色—以雜傳作範圍所作的分析》的論文，終於寫成了。經過學校、教育部兩次考試，塵土功名也取得了。但論文寫得匆匆草草，自己並不滿意。置於篋中，不願再看一眼。論文寫成六年後，牟潤孫、嚴耕望先生自中大歷史系退休，我去接替他們留下的一部分課程，於是帶了一本論文再去香江。準備拔足於風塵之中，自逐於紛紜之外後，對這篇論文進行徹底改寫。但適逢文革風暴乍歇，過去在香港，我曾關注中國大陸史學，也是最早將中國大陸史學作為研究對象的人。後來因返臺資料搜集不易，且事關涉敏感，暫輟，現在許多資料再現，於是我又開始重理舊業，反而將準備改寫論文的工作擱下了。但擱下並不是放棄，只是中間斷續改寫。寫的過程中發現許多的觀點已和過去不同，而且也比較成熟，對兩漢至隋唐間，史學脫離經學而獨立的過程，獲得一個較接近的解釋。關於這一部分較嚴肅的學術的論文，將另集為一編，名為《魏晉史學的思想與社會基礎》，納入《糊塗齋史學論稿》之中。
從一個歷史的學徒開始，在史學領域裡拾荒已經四十年了。因為起初沒有辛勤耕耘自己的土地，並播下種子。所以，現在也不祈求獲得豐收。不過，走過舊時蹊徑，驀然回首，過去走過的路上，卻也留下些新的足跡。這些新的足跡，都是在前人收割過的土地裡，撿拾剩餘的穗粒留下的。現在將這些穗粒貫穿起來，發現其中卻有我個人對歷史考察的體系。這個歷史考察體系是長久時間積累，幾經轉折逐漸形成的，雖然也曾作了某些修正，但在修正過程中卻獲得更多的自我肯定。所以，最初基本觀念並沒有改變。作為一個史學工作者，從開始就學習對歷史獨立與尊嚴的堅持。同時也學會對個人獨立思考與判斷的堅持，以及個人尊嚴的維護與自我肯定。這種尊嚴的維護與自我肯定，使我踽踽獨行在史學的道路上，並不孤獨與寂寞。因此在舉世滔滔之中，我並沒有隨波逐流，一如陳寅恪先生所說沒有「曲學阿世」。
現在將這些年在史學領域裡，撿拾穗粒的材料穿串，集為《糊塗齋史學論稿》出版，《魏晉史學及其他》列為論稿的第一冊。將陸續整理準備出版其他各冊。《魏晉史學及其他》不是一本嚴肅的學術著作，只是我這些年在史學領域裡踟躕些微的痕跡。直到現在，我覺得走上這條路，是非常僥倖的。如果沒有師長的指引，也許我會迷失。如果沒有我妻在旁默默相扶與容忍，也許我無法堅持下去。我還要感謝三民書局、東大圖書的劉振強先生，如果沒有他的慨允與相促，《糊塗齋史學論稿》與即將準備編輯的《糊塗齋文稿》是不會出現的。這兩套書現在和將來由編輯部費神企劃，李廣健、陳以愛、陳識仁、蔡瑄瑾諸弟細心校閱，並此致謝。
雖然，走過舊時蹊徑，也會留下新的腳跡。不過能在這條並不平坦的路上，走出一條自己的路來，的確要感謝在路上相遇的許多人。但除了我自己，因為我既懶散又雜亂無章，且糊塗。所以，我知足又感恩！
＊作者為知名作家，曾任臺灣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畢生從事歷史教學與研究工作，尤專注於魏晉南北朝史、中國傳統與現代史、中國飲食文化。本文選自作者舊作新版《魏晉史學及其他》（三版，東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