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毒是一種社會問題， 但是不要將社會問題都牽拖給吸毒者
前一陣子立委顧立雄提出「施用毒品罪醫療前置化」的論點，希望施用毒品者在被監禁前，先藉由醫療的處遇介入，改善藥物濫用與成癮的狀況。我們認為，這個提案有助於正面處理藥物成癮問題，是一個好的開始。但是卻引來不少反對意見，其中帶頭批評的就是宅神朱學恆，他認為顧立雄的主張等同於將「毒品除罪化」，不以重刑伺候施用毒品的人根本就是縱虎歸山、讓毒癮犯作惡人間，但顧立雄後來也出面澄清「醫療前置化」並不等同於將毒品除罪化或合法化。
雖然，性交易與吸毒兩者的性質不盡相同，但是我們想指出，在台灣社會，這二者行為本身而言，雖然都沒有加害任何人，但是卻同樣被國家機器以「問題化」與「罪罰化」的手段來強行管控。以性交易為例，2001年台北市公娼制度走入歷史後，性交易政策是罰娼不罰嫖，那時性工作者被抓到要拘留3天或罰緩三萬以下，很多付不起罰鍰的性工作者就只能選擇用被關來折抵；2011年《社維法》修法後，地方政府沒有設立合法工作區域，實際上就是娼嫖皆罰，罰鍰最高3萬元，抓一次罰一次，屬於行政法處罰。而針對毒品，根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則是不管施用任何管制毒品與用量，即便沒有販賣、製造、運輸，都是一律以刑事入罪。不管是賣淫或是吸毒行為，從來都不會因為非法的懲罰而徹底消滅，更遑論解決。
對於吸毒者，朱學恆是把他們當成「犯人」，而顧立雄是當成「病人」，雖然兩者都不是最徹底對治與解決藥物濫用問題、成癮行為的方法，但是在用藥污名還是非常重的台灣，顧立雄企圖帶動從「犯人」到「病人」的政策思維，著實往解決問題的方向推進了一步。然而，最近確定顧立雄將辭去不分區立委職務，出任行政院「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主委，不知立意良好的「施用毒品罪醫療前置化」政策討論，是會被民進黨持續放入議程推動，還是就此胎死腹中？
吸毒者究竟是犯人還是病人？
不論是藥物上癮或者是性交易，如何界定「問題」會涉及要用什麼方式解決，包含制定什麼的政策、國家資源如何分配等。通常對問題的界定錯誤，就會使用錯誤的解決之道，而導致衍生出更多問題。以藥物上癮來說，國家與社會如何界定問題，也就衍生出如何看待這群「有問題的人」─ 施用管制藥品的人究竟是犯人還是病人？這個論辯早就在許多歐美國家討論「藥品政策」（drug policy） 時就持續進行至今。
以美國來說，自20世紀初，便與後來的聯合國為首，向其他國家輸入「向毒品宣戰」（War on drugs）的政策思維，以零容忍的禁制作為主要行動邏輯，結合警察與司法體系，以嚴抓、入罪、監禁等方法來「解決問題」。導致監禁人口暴增，卻沒有真正解決問題。美國有全世界5%的人口，但美國的監獄卻關了全世界25%的監獄人數，其中高達25%是與毒品相關的犯罪。其中也反映種族不公義，白人用藥者明明是黑人的5倍，但黑人因此入獄的比例卻是白人的10倍。
西方輸入的「向毒品宣戰」概念，非常類似在性交易領域，以聯合國跟美國為首所發動的 「反性交易(性剝削)」。不論是反毒或者反娼，我們都得問：到底解決了什麼問題？付了什麼代價？又製造了什麼新問題？因此，國際間對長年來「向毒品宣戰」的禁制與監禁方法，近年也出現越來越多反思的聲音─ 承認過去將吸毒者視為罪犯丟進監獄是無效的，並沒有真的有減少吸毒者，反而是懲罰多於幫助─ 而願意務實面對毒品問題。進而重新思考與界定毒品問題，究竟是什麼問題？如何真正解決問題？
用藥的社會性─人們為什麼需要「吸毒」？
人們為什麼需要「吸毒」？每個吸毒者（或稱「用藥者」）的故事可能都不一樣，但在高度非法與污名的壓力之下，他們難以出現自己真實的經驗。我們認識一位年近60歲的性工作者，因為需要負擔年邁雙親的醫療費用，得靠從娼賣淫來維持家計與開銷（民進黨廢公娼讓很多人只能當私娼，國民黨修法娼嫖皆罰又讓客人不敢上門。兩黨治國無方只會內鬥讓經濟一蹶不振，更多人擠進底層性產業謀生）。在娼嫖皆罰的法令政策下，她需要眼觀四面、耳聽八方，時時判斷是真客人還是警察釣魚的假客人，即便是真客人還得看是不是酒客，以免帶進執業房後徒增困擾。但是因為靈敏度大不如年輕時，又加上身體狀況導致容易精神不濟，所以需要依靠吸食安非他命來提振精神、維持靈敏度，才能穩住她基本的生存。正是因為貧窮、因為娼嫖皆罰的政策，導致小姐需要戰戰兢兢，因為她知道萬一遇到奧客，司法並不會站在她這邊。
在這個案例裡，我們可以看到人之所以嗑藥的社會成因：藥物的功能是可以幫她提神、維持靈敏度，然而為何需要用藥以提高警覺，卻是因為性交易入罪化帶來的壓力。嗑藥只是表面現象，生存壓力才是真正難以解決的核心問題。很諷刺的，安非他命這種被法令定義的「毒藥」，對這個性工作者來說卻是 「救命藥」， 而且取締風險越高或經濟越不穩定的時候，她也越需要以此來穩住生存，即使長期用藥可能會對她的身體形成負擔或風險。我們要很嚴肅的問：政客名嘴們有沒有甚麼「良藥」可以治的了這種底層人的「貧窮」？或者讓底層性工作者可以合法地安穩工作，不必擔心被取締？如果拿不出什麼更好的解方， 那憑什麼在她並未傷害任何人的前提下，把她用藥自救當成犯罪加以監禁隔離？舉這個例子並不是要說每個性工作者或吸毒者都是窮人或可憐人，社會要多多體諒他們。而是在於提醒要看到每個吸毒者跟賣淫者背後的故事，但是一旦扣上「罪犯」的大帽子，這樣的理解空間立刻被壓扁。
這個例子發生在台灣，下場只有一種：就是因為賣淫和吸毒，不斷被抓，不斷被關，然而她的生活不會變得更好，甚至因為入獄導致更糟的惡性循環。例如，她入獄後，雙親的醫療費用誰來負擔？等她出獄後，雪上加霜的經濟負擔等著她，更多的高利貸，導致更多對藥物的依賴等。但如果這個例子發生在荷蘭或瑞士等國家，政府提供高純度的藥物，以減少因為雜質併發的心血管疾病，並讓用藥者在安全、乾淨的環境，以及醫療人員的監管下施用，減少可能的相關傷害。同時，社工不會否定她從事的性工作，不會要求她轉業，但是對她所負擔的家庭提供各種社福支持，支持這些用藥者的生活環境變得更好。
這與性交易政策有異曲同工之妙，性交易在台灣，因為娼嫖皆罰，性工作者不受到公權力的保護，遇到白嫖、搶劫經常投訴無門，甚至得面臨自己先被法辦的困境；但如果是在荷蘭這種除罪化的國家(或者台灣過去的公娼制度)，因為有公權力保護，不管是在勞動安全或公共衛生上，都相對自主有保障。性交易政策和用藥政策類近的部分是：入罪化造成地下經濟，取締查緝根本無法解決問題，只是更提高維持地下經濟體系的成本，變相鞏固層層剝削的結構，反而更增加當事人的風險與負擔；但如果是透明管理，公權力以維護當事人為本，反而減少了私部門剝削的可能。
朱學恆把用藥者罪犯化，顧立雄把用藥者病人化
很遺憾的是，朱學恆並沒有看到這些表面現象後面的結構問題，他的推論是，將吸毒者除罪化＝造成吸毒氾濫＝傷人無數。然而這兩個等號都大有問題，比如，在一些研究中，可以合法取得大麻的荷蘭，曾吸食大麻人口比例遠低於禁止使用大麻的美國 ，因為除罪化降低了毒品的禁忌與神祕性，人們反而不會趨之若鶩。同時，就算吸毒者無罪，傷人還是有罪，若吸毒者為缺錢買毒犯下搶劫等罪，仍然得法辦，追究其刑責；但如果沒有，純就吸毒者而言，如上面老小姐的例子，她沒有傷人，為何該被視為罪人？ 吸毒與傷人，本來就不是必然的等號。過去陳水扁和馬英九，也曾以「消滅色情」為職志，反娼人士亦經常將性交易除罪化＝性交易氾濫＝性病無數，我們應該從過去的討論歷程學到，這只是鼓動社會恐慌，無助於理性思考解決問題。
顧立雄主張以醫療對待，比朱學恆視之為犯罪相對 「人道」，他是比朱學恆進步，也看到結構問題，所以沒有用「罪人」看待毒癮犯，但他提出的解方仍是將毒癮犯視為「病人」，以「矯正/戒治」個人行為為前提，但仍然沒有對後面的結構問題提出解方。回頭看看上述老小姐用藥的例子，我們就知道，將她視為「病人」也無法根本解決她的問題，就算在醫院裡一時戒斷用藥，只要原本生存環境不變仍是無濟於事。這有點像過去台北市長陳水扁在廢娼時，婦女團體提出將公娼「輔導轉業」，她們認為性工作者負擔家計是辛苦的，國家不該罰娼，但是根本上還是否定性工作成為一種工作，唯有徹底脫離性工作、強制轉業才是「正道」。而顧立雄的主張雖然不是透過司法體系罪犯化，但也是透過醫療體系將人病理化，跟所謂正常人區分開來，推給監獄和醫院都是再生產污名。這種資源雖然不是全然無用，但恐怕真正能根治的，也不是醫療，因為病因不是來自於這個「個體」，而是來自於我們的「社會」。若病的是社會，需要被治療與改變的不就應該是社會嗎？
小結：毒品除罪化是接近根本問題的第一步
如何看待毒品/用藥/成癮問題的論辯，近年在國際間也有一些反思與轉向：問題的界定從個人的道德缺陷問題，轉為「社會病」；吸毒者也慢慢從罪犯的桎梏鬆動，而被看待為受害者/病人；政策方向則是從「向毒品宣戰」移動到以「公共衛生議題」重新思考；毒品問題的解決方式也從把犯人丟進監獄隔離，到以復健的思維來促進吸毒者的社會心理復原；國家的資源分配也從過往大量投注於警政與司法系統，轉而投注於衛生與社會福利體系。今年三月，國際著名醫學期刊《The Lancet》也出版的一篇報告呼應這些轉向，認為應該用新的政策來轉變過往對待藥物濫用、成癮與控制的取徑，建議小量、非牽涉暴力的毒品使用、持有與少量零售應予以除罪化，同時建置相關立法與政策減少藥品監管所帶來的暴力與歧視，並增加管制的藥品提供管道，以減少過度用藥導致的死亡，且政府應投注資源於用藥者的衛生與社會服務等。
如今，蔡英文信誓旦旦的要「反毒」，朱學恆把用藥者妖魔化，顧立雄把用藥者病人化，但過往的經驗已經證明，蔡英文新政府的毒品政策不能停在只有一味的「反」、「防制」與「掃蕩」，當全世界都在往「終止向毒品宣戰」（End the drug war）的方向移動，台灣卻還要重蹈覆轍嗎？且不管是朱學恆的罪犯化或顧立雄的病理化，他們有一個潛藏的意識形態：不管是犯人或病人，都是認為吸毒者就是個人有問題，是危害社會秩序與乾淨的壞份子，因此要把他們關起來或抓去治療，才能維持秩序與穩定。這跟20年前，「掃黃」也曾經是陳水扁和馬英九的政治正確，政客說要把色情趕出台北市，婦女團體說要拯救性工作者，要求她們轉業，都是以為將色情消滅，這個社會就會更美好，哪裡不一樣？
過去20年間，因為性工作者的現身，才讓我們去思考性工作背後反映的階級問題，而不是把她們當成「妨害社會風化」的代罪羔羊，她們在資源分配不公的環境裡，努力以性工作自立維生，所以我們重新去思考何種「合法管理」的方式更能保障她們的工作權，而不是持續性交易非法，讓她們飽受來自國家和地下經濟的剝削。
毒癮也是一樣。毒／藥之所以讓人上癮，放回社會結構裡看，我們也得正視有很大一部分是階級問題，反映勞動處境、工作壓力過大、現代社會的疏離等不合理的生存體制，我們有沒有可能思考一個不是把用藥者「排除」的社會，而是讓無被害人的用藥行為「除罪化」，透過更人性化的管理讓用藥更安全，而不是讓用藥者在非法下承受用藥風險，及藥價高昂甚至必須鋌而走險？我們有沒有可能開始改變，不再將吸毒與成癮視為個人問題，而是公共衛生的社會議題，進而負起責任要求政府改變這個使人依賴毒品、重複街頭監獄旋轉門的社會？
不能像朱學恆把社會問題都「轉嫁」給嗑藥者，或者像顧立雄，只停留在把吸毒者視為病人，要來矯正這些偏差行為，而不去挑戰根本的社會結構。沒錯，賣淫跟吸毒 （如果對待不當） 可能會成為一種潛在的社會問題， 但是不要把所有的社會問題通通推給性工作者跟吸毒者。把社會問題通通外包給吸毒者扛責任，才是最大的問題！真正偏掉爛掉的怎麼會是吸毒者與賣淫者？應該是拿了權力又不負責的政客才對。
現在顧立雄已確定從立委卸任，全面執政的民進黨已有執政的最大優勢，是會接著顧立雄持續帶動「醫療前置化」的社會討論與政策規劃，還是會見風轉舵就此放下？蔡英文一邊要向毒品宣戰，一邊又口口聲聲說要建立社會安全網，何不從吸毒者這群最邊緣、最污名與欠缺資源的人開始？
*作者郭姵妤、蕭怡婷為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秘書／張榮哲為都市政治與性產業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