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穎青永遠忘不了，那時他隔著窗對爸媽大喊「你不能跪」，媽媽卻是衝出來先賞他一巴掌要他安靜，爸爸則繼續跪。爸爸跟教官保證孩子會配合會「學乖」，也去跟步兵學校大隊長說「一定要給他機會被拯救」。即便謝穎青的爸爸見證過二二八大屠殺事件，對當局自然抱有不滿、也可能以兒子的勇敢衝撞為榮，但為了兒子的將來他跪了，不得不跪。
「我爸爸不希望自己兒子在人生剛開始就被毀掉，所以做一切他能做的，希望保全我。這反應他那一代人的無奈，因為他自己看過殺戮……」謝穎青如此回憶。那時親戚知道謝穎青要被退學的事，在客廳也只是淡淡嘆了句：「中國仔殺人很狠。」一切恐懼、驚惶、對年輕人的擔憂，盡在不言中。
「那時候，就結仇了。我一直都把這些當成年少輕狂玩一玩，但搞成這樣子，我沒辦法忘記那些……台大老師名字我沒記得幾個，但教官，我都記得。」謝穎青永遠記得爸爸向教官下跪的那一幕。
當50世代不願回想當年：知道我們當年經歷的是怎樣的環境，總不會有人要去懷念蔣經國…
後來的謝穎青一如當時許多異議性社團學生，當兵時自然不好受，30年後到促轉會看檔案，他甚至發現爸爸在台大醫院也被同事監控，媽媽是在他當兵時寄了好多信，甚至有當時黨外的「自立晚報」，自然是一封都沒收到；謝穎青也在檔案裡看到自己的學長姐學弟妹、系上老師、當兵連長都是寫他報告的人，只是他也笑：「我看到寫我的人很善良，他們就實際記下去，沒有情緒……到1990年都還有，那年我兒子都出生了。」
即便解嚴了依然不自由，談起怎麼看那時的監控，謝穎青淡淡說：「如果你都經歷過以後，台灣情況是所有人都為那個統治者服務，統治者只有一個駕馭術，就是讓你互咬，每個人都是被害人也都是加害者……你不會抗議，會覺得我被監控是不好的事情、愧疚我也不敢講，當年社會氣氛是這樣啊……」
對於線民，謝穎青並不恨，在那時代氛圍下是很自然的，基於榮譽、基於當時多數人想著的「好國民的責任」，他們寫下報告，報告跟了當事人一輩子。
「要我回到過去對我個人平反，有意義嗎？我受了這麼多精神折磨，也要當年寫我的人去感受、去體會，這有辦法嗎？當然沒辦法……」謝穎青說。
談起促轉會的校園監控研究計畫，謝穎青期待的第一件事是盡快將相關檔案都拿出來，二是轉型正義已經起步太慢，他希望促轉會不只把焦點放在陳文成命案、林宅血案等大案，也要重構1980年代經歷的經濟政治社會情況是什麼、蒐集見證者的說法，還原當時氛圍，那個讓所有人都不自由的時代。
「我不會想說我當年是對的，我想說比較重要是把記憶找回來，每個人記憶也許不一樣，慢慢拼湊從記憶連結，可以知道我們當年經歷的是怎樣的環境，總會有幫助，總不會有人要去懷念蔣經國。」謝穎青說。
許多走過那年代的人是不願想起的，只是謝穎青也相信：「大家記憶一定有共同那塊，只是埋在很底下很底下，不願觸動……年過半百多愁善感，比較有時間去回想到底發生什麼事情，我們這種年紀的人，要試著往下往外去找自己的回憶。」
如今與謝穎青一樣身在50世代的人們若真正想起當年，還有人要去懷念威權統治者嗎？如果想起當年，是否還會對今日中國的社會監控、「社會信用」那麼不抱懷疑？一切也只能等想起才知道了。
謝穎青還記得青春，也笑說自己到現在還是不理性，他曾被一個歐美客戶問「你有多久沒去中國大陸」，他笑：「你這是很有智慧的問法，我從2015就沒去過了。」
他還記得威權，而威權隨時都可能重新籠罩台灣。那個聯考作文出題「燈塔」標準答案要寫領導人、灑了傳單無人敢撿、出了兩篇稿子就要斷送將來的時代，或許離我們並不是那麼遙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