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篇稿子，何以讓爸媽向學校教官下跪求情？談起距今30多年前的蔣經國時代，或許有些人會說「懷念」，只是對當年只因為想自由說話就被跟蹤監控、甚至差點葬送將來的台灣人而言，是怎樣也懷念不起來──如今身為律師的謝穎青是彼時的台大學生之一，大四那年只因拒絕校方審稿便面臨退學危機，他永遠記得在教官室外看著爸媽下跪時，他用盡力氣大喊：「你不能跪！」
「我爸爸不希望自己兒子在人生剛開始就被毀掉，所以做一切他能做的，希望保全我。這反應他那一代人的無奈，因為他自己看過殺戮（二二八事件）……」這是那一跪的無奈。為了兒子的將來，爸爸求情了。
1981年入學台大的謝穎青加入大學論壇社，社團因為關心校外政治運動與時事遭當局高度警戒，一字一句皆要審查，學生與校方也展開一連串「鬥法」──被學校改到慘不忍睹的稿子絕對不刊、不能刊的內容就印成傳單從樓頂灑下，越是禁忌越想反抗，在謝穎青看來當年爭言論自由只是年少輕狂，只是政府不當他正常人，甚至台大也不正常，他灑傳單竟沒一個學生敢撿、紛紛閃避。
日前促轉會啟動「校園監控」研究專案邀請謝穎青看當年自己被學長姐學弟妹、老師、連長寫的監控報告，他對那些內容毫不意外，他30年前就知道了，同年人也一定知道──那是一個人們不敢輕意說出「非標準答案」的時代，而謝穎青娓娓道出的青春，正是很多人害怕想起來的蔣經國時代縮影之一。
只能有標準答案的時代：聯考作文出題「燈塔」他寫媽媽，老爸怒罵「混蛋，那是要你寫蔣經國！」
談起30多年前的台灣跟今天有何不同，謝穎青這樣起頭：「社會的氣氛肅殺，但不會有人覺得說有問題。」前陣子他才碰上一個計程車司機大談蔣經國時代，說現在時代不景氣、生意難做，那司機好懷念蔣經國在的時候景氣與治安多穩定，「李師科搶人就給他槍殺」，謝穎青回他：「可是李師科被抓之前有人被弄死了，王迎先。」
那時代的「治安良好」背後，是有個叫王迎先的計程車司機被誣指為搶劫犯、刑求逼供、最後跳下秀朗橋自殺明志，「那時候，誰知道呢？如果有人說『民主民主，全民主人』，我不相信這句話。」謝穎青淡淡說。一個計程車司機王迎先死於冤案，多數人民卻只記得搶犯被槍殺的「治安良好」。
人民不是國家的主人，那誰是？謝穎青笑著舉個例，是他聯考作文出題「燈塔」，他實在想不到要寫什麼，就寫「媽媽」，回家告訴老爸以後卻換來一陣痛罵：「ばかやろう（混蛋）！那不是要你寫媽媽，是要寫蔣經國！」隔天謝穎青看看報紙解題，啊，原來正解真的是蔣經國啊。
那是一個總有「正確答案」的年代，「不正確」的話不能說。謝穎青記得自己國中時總統蔣介石過世，出殯時他帶著弟弟妹妹跪，回家後媽媽只是笑笑說「吃飯囉」。時隔多年謝穎青才知道自己家族有1947年二二八屠殺事件的受難者，爸爸甚至是親眼見證的，但媽媽看到孩子跪獨裁者卻什麼也不說，原因就在於：「她也知道小孩有耳無嘴，要是我在學校說『我跪蔣公，我媽說三八喔』，我媽就會出事了！」
重慶南路小書報攤也處處是禁忌，謝穎青記得高中要買黨外雜誌通常都是老闆看你氣場相近才低低問一句：「要嗎？」要什麼大家心知肚明，老闆火速包包，如果哪天發現常去那攤老闆不在，就是被隔壁攤檢舉、被警察帶走，「那算不算肅殺？很肅殺。」就連在家都不能提──謝穎青會買黨外雜誌、老爸也會買，但兩人從來沒有互相分享過，「好像大家都是從事諜報活動……本來想說『政治是眾人之事』，結果我們連在客廳都不能講。」他的青春，政治是必須沉默的。
台大校園灑傳單竟無人敢撿：已經自我閹割了，連這個學校也不正常
走過沉默青春，在謝穎青看來上大學只是「從國民黨教育體系出來進到另一個國民黨的教育體系」，大家以為考上大學會解放，其實也只是進了一個更大的圍籬而已；差別在於圍籬好像變大了、漏洞稍微多一點，無法跟過往一樣又密又齊，於是謝穎青與一些同學們開始探出漏洞了。
例如一位同學鄧丕雲，謝穎青記得那時剛上大一，政治系的老師是國民黨台大黨部大老、書記，點名到鄧丕雲時那同學竟這樣自我介紹：「鄧小平的『鄧』、曹丕的『丕』、陳雲的『雲』！」中共領導人、課本上的暴君、中共黨內要員，這種自我介紹在那時代太瘋狂了，謝穎青永遠忘不了那一幕。
那時的謝穎青在同學看來或許也是瘋狂，但他不覺得自己有什麼特別，他沒想過台灣獨立也沒想過要推翻國民黨，那時他相信國民黨永遠不會倒，一切只是「叫你不要你偏要」的年輕人正常發揮──當時關心社會的「正確」方式在高中有救國團、大學有慈幼社，上山下海做公益帶小孩唱歌跳舞，前提是要入黨，謝穎青不要，他成為編學校刊物的人之一，與同學們開始對抗審稿制度。
那時的大學刊物總要經過審稿，審完的稿總是被改得慘不忍睹，大學論壇社的同學們拒刊，國民黨青工會見鞭子無效只好祭出紅蘿蔔，招待全體社員去白沙灣玩。白沙灣好玩吧？謝穎青笑得合不攏嘴：「我第一次吃到什麼叫buffet，就是好多菜，很高興，一直吃一直吃！育樂中心還可以玩撞球乒乓球，可以打電動玩具打小蜜蜂打坦克！」
只是一趟白沙灣當然買不了叛逆期遲到的少年們，謝穎青說一群人回去以後決定出「白沙灣遊記專刊」來「感謝」國民黨青工會主任的招待，沒想到派來學校審稿的調查局專員看完稿子暴怒：「你夠狠，我們主任告訴人家說，他被人從背後插一把刀！」
「你神經病，我感謝你耶，你請我們吃吃喝喝玩了一天！從頭到尾我們寫的都是『感謝』，讚嘆他的開明、平易近人，要不是他心裡有鬼，不然就是我真的精神上有病！」謝穎青無奈。
再更激烈一點，就是乾脆把不給刊的稿子印成傳單從樓頂灑一把下去，「你不讓我講想說的話，那我就寫傳單，直接到樓頂往下灑。」但有多少人撿呢？「閃哪，沒人敢撿哪！所以呢，你說這是叫自我審查？沒有耶，是已經自我閹割了。我那時候就覺得，連這個學校也不正常。」
兩篇稿子讓爸媽向教官下跪：我們本來以為玩個階段就好，沒想到跟著一輩子…
同學不敢撿傳單自是有原因的。雖然在那前幾年台灣發生「美麗島事件」，在謝穎青看來整個社會已經封不住，已經開始有人願意衝破禁忌談政治，只是他上法律系那時，系上依然可謂「一片淒冷」，多數人仍是沉默的。會願意參加大學新聞社、大學論壇等異議性社團的，在謝穎青看來是一種不理性。
「我印象沒有錯的話，每年律師考試錄取人數都是個位數、司法官一年取不超過30個，對法律系來講不行、犧牲太大──你在學校搞這東西，你若被點名做記號，連考的資格都沒有！」謝穎青說：「當年大家都很理性的，只有不理性才會去做我們那樣的事情……做那樣的事情怎麼划得來？我們本來以為玩個階段就好，沒想到跟著一輩子。」
是什麼跟著他們一輩子？在謝穎青還未轉系時，就有幾個在大學新聞社比較活躍的同學被「點名做記號」，有些甚至是國民黨員，但被同為黨員的覺民學會成員打小報告，被勸告「你跟黨外人士走太近，你不忠貞」。
學生們只是被社會氛圍感染、想去「外頭」看看是怎麼一回事，國家卻把他們視為必須監控的對象，在同學間佈建了眼線。謝穎青記得曾有個學弟被吸收作為線民，必須鉅細靡遺報告學長姐說什麼、做什麼，那學弟嚇壞了忍不住告訴其他社團的人，謝穎青得知以後則是說：「他是被迫的。」吸收學弟的調查局人員要他不能不交，學弟從此覺得政治太可怕了。
當年謝穎青與同學們就知道自己是被監控的，只是時隔30年謝穎青在促轉會看到自己被寫報告的檔案，他還是有些情緒──同學們之間解悶的玩笑話在第一層被學長姐學弟妹如實記下，但到了負責情報蒐集的第二層，情報人員把不相干的人拉在一起、又有「路線」又有「陣營」，就連上課被問個「廁所在哪」的同學都可能被寫成同夥，謝穎青嘆：「這一半以上都是作文！沒有的事情被他寫得……而且還株連多數人。」
鎖定異議性社團成員後進行監控，這只是當局修理異議份子的第一步而已。當謝穎青決定衝撞審稿制度、不經審查就刊出稿子以後，學校說要退他學了：「兩篇沒審而已，說要退學，法學院教官把我爸媽找去了。教官耶，學生要退學是教官管的？我在上課也被叫去，就看著外面我爸媽對教官下跪……」
謝穎青永遠忘不了，那時他隔著窗對爸媽大喊「你不能跪」，媽媽卻是衝出來先賞他一巴掌要他安靜，爸爸則繼續跪。爸爸跟教官保證孩子會配合會「學乖」，也去跟步兵學校大隊長說「一定要給他機會被拯救」。即便謝穎青的爸爸見證過二二八大屠殺事件，對當局自然抱有不滿、也可能以兒子的勇敢衝撞為榮，但為了兒子的將來他跪了，不得不跪。
「我爸爸不希望自己兒子在人生剛開始就被毀掉，所以做一切他能做的，希望保全我。這反應他那一代人的無奈，因為他自己看過殺戮……」謝穎青如此回憶。那時親戚知道謝穎青要被退學的事，在客廳也只是淡淡嘆了句：「中國仔殺人很狠。」一切恐懼、驚惶、對年輕人的擔憂，盡在不言中。
「那時候，就結仇了。我一直都把這些當成年少輕狂玩一玩，但搞成這樣子，我沒辦法忘記那些……台大老師名字我沒記得幾個，但教官，我都記得。」謝穎青永遠記得爸爸向教官下跪的那一幕。
當50世代不願回想當年：知道我們當年經歷的是怎樣的環境，總不會有人要去懷念蔣經國…
後來的謝穎青一如當時許多異議性社團學生，當兵時自然不好受，30年後到促轉會看檔案，他甚至發現爸爸在台大醫院也被同事監控，媽媽是在他當兵時寄了好多信，甚至有當時黨外的「自立晚報」，自然是一封都沒收到；謝穎青也在檔案裡看到自己的學長姐學弟妹、系上老師、當兵連長都是寫他報告的人，只是他也笑：「我看到寫我的人很善良，他們就實際記下去，沒有情緒……到1990年都還有，那年我兒子都出生了。」
即便解嚴了依然不自由，談起怎麼看那時的監控，謝穎青淡淡說：「如果你都經歷過以後，台灣情況是所有人都為那個統治者服務，統治者只有一個駕馭術，就是讓你互咬，每個人都是被害人也都是加害者……你不會抗議，會覺得我被監控是不好的事情、愧疚我也不敢講，當年社會氣氛是這樣啊……」
對於線民，謝穎青並不恨，在那時代氛圍下是很自然的，基於榮譽、基於當時多數人想著的「好國民的責任」，他們寫下報告，報告跟了當事人一輩子。
「要我回到過去對我個人平反，有意義嗎？我受了這麼多精神折磨，也要當年寫我的人去感受、去體會，這有辦法嗎？當然沒辦法……」謝穎青說。
談起促轉會的校園監控研究計畫，謝穎青期待的第一件事是盡快將相關檔案都拿出來，二是轉型正義已經起步太慢，他希望促轉會不只把焦點放在陳文成命案、林宅血案等大案，也要重構1980年代經歷的經濟政治社會情況是什麼、蒐集見證者的說法，還原當時氛圍，那個讓所有人都不自由的時代。
「我不會想說我當年是對的，我想說比較重要是把記憶找回來，每個人記憶也許不一樣，慢慢拼湊從記憶連結，可以知道我們當年經歷的是怎樣的環境，總會有幫助，總不會有人要去懷念蔣經國。」謝穎青說。
許多走過那年代的人是不願想起的，只是謝穎青也相信：「大家記憶一定有共同那塊，只是埋在很底下很底下，不願觸動……年過半百多愁善感，比較有時間去回想到底發生什麼事情，我們這種年紀的人，要試著往下往外去找自己的回憶。」
如今與謝穎青一樣身在50世代的人們若真正想起當年，還有人要去懷念威權統治者嗎？如果想起當年，是否還會對今日中國的社會監控、「社會信用」那麼不抱懷疑？一切也只能等想起才知道了。
謝穎青還記得青春，也笑說自己到現在還是不理性，他曾被一個歐美客戶問「你有多久沒去中國大陸」，他笑：「你這是很有智慧的問法，我從2015就沒去過了。」
他還記得威權，而威權隨時都可能重新籠罩台灣。那個聯考作文出題「燈塔」標準答案要寫領導人、灑了傳單無人敢撿、出了兩篇稿子就要斷送將來的時代，或許離我們並不是那麼遙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