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神經病，我感謝你耶，你請我們吃吃喝喝玩了一天！從頭到尾我們寫的都是『感謝』，讚嘆他的開明、平易近人，要不是他心裡有鬼，不然就是我真的精神上有病！」謝穎青無奈。
再更激烈一點，就是乾脆把不給刊的稿子印成傳單從樓頂灑一把下去，「你不讓我講想說的話，那我就寫傳單，直接到樓頂往下灑。」但有多少人撿呢？「閃哪，沒人敢撿哪！所以呢，你說這是叫自我審查？沒有耶，是已經自我閹割了。我那時候就覺得，連這個學校也不正常。」
兩篇稿子讓爸媽向教官下跪：我們本來以為玩個階段就好，沒想到跟著一輩子…
同學不敢撿傳單自是有原因的。雖然在那前幾年台灣發生「美麗島事件」，在謝穎青看來整個社會已經封不住，已經開始有人願意衝破禁忌談政治，只是他上法律系那時，系上依然可謂「一片淒冷」，多數人仍是沉默的。會願意參加大學新聞社、大學論壇等異議性社團的，在謝穎青看來是一種不理性。
「我印象沒有錯的話，每年律師考試錄取人數都是個位數、司法官一年取不超過30個，對法律系來講不行、犧牲太大──你在學校搞這東西，你若被點名做記號，連考的資格都沒有！」謝穎青說：「當年大家都很理性的，只有不理性才會去做我們那樣的事情……做那樣的事情怎麼划得來？我們本來以為玩個階段就好，沒想到跟著一輩子。」
是什麼跟著他們一輩子？在謝穎青還未轉系時，就有幾個在大學新聞社比較活躍的同學被「點名做記號」，有些甚至是國民黨員，但被同為黨員的覺民學會成員打小報告，被勸告「你跟黨外人士走太近，你不忠貞」。
學生們只是被社會氛圍感染、想去「外頭」看看是怎麼一回事，國家卻把他們視為必須監控的對象，在同學間佈建了眼線。謝穎青記得曾有個學弟被吸收作為線民，必須鉅細靡遺報告學長姐說什麼、做什麼，那學弟嚇壞了忍不住告訴其他社團的人，謝穎青得知以後則是說：「他是被迫的。」吸收學弟的調查局人員要他不能不交，學弟從此覺得政治太可怕了。
當年謝穎青與同學們就知道自己是被監控的，只是時隔30年謝穎青在促轉會看到自己被寫報告的檔案，他還是有些情緒──同學們之間解悶的玩笑話在第一層被學長姐學弟妹如實記下，但到了負責情報蒐集的第二層，情報人員把不相干的人拉在一起、又有「路線」又有「陣營」，就連上課被問個「廁所在哪」的同學都可能被寫成同夥，謝穎青嘆：「這一半以上都是作文！沒有的事情被他寫得……而且還株連多數人。」
鎖定異議性社團成員後進行監控，這只是當局修理異議份子的第一步而已。當謝穎青決定衝撞審稿制度、不經審查就刊出稿子以後，學校說要退他學了：「兩篇沒審而已，說要退學，法學院教官把我爸媽找去了。教官耶，學生要退學是教官管的？我在上課也被叫去，就看著外面我爸媽對教官下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