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回信，因為不知該說什麼。一個多月後，他寫來第二封信，有如下內容：
與其他共產黑幕中的人物相比，我們都稱不上真正的硬漢子。這麼多年的大悲劇，我們仍然沒有一個道義巨人，類似哈維爾。為了所有人都有自私的權利，必須有一個道義巨人無私地犧牲。為了爭取到一個「消極自由」（不受權力的任意強制），必須有一種積極抗爭的意志。歷史沒有必然，一個殉難者的出現就會徹底改變一個民族的靈魂，提升人的精神品質。甘地是偶然，哈維爾是偶然，二千年前那個生於馬槽的農家孩子更是偶然。人的提升就是靠這些偶然誕生的個人完成的。不能指望大眾的集體良知，只能依靠偉大的個人良知凝聚起懦弱的大眾。特別是我們這個民族，更需要道義巨人，典範的感召力是無窮的，一個符號可以喚起太多的道義資源。例如方勵之能走出美國大使館，或趙紫陽能夠在下臺後仍然主動抗爭，或北島不出國。「六•四」以後的沉寂與遺忘，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們沒有一個挺身而出的道義巨人。
人的善良和堅韌是可以想像的，但人的邪惡與懦弱是無法想像的，每當大悲劇發生之時，我都被人的邪惡與懦弱所震驚。反而對善良與堅韌的缺乏平靜待之。文字之所以有美，就是為了在一片黑暗中讓真實閃光，美是真實的凝聚點。而喧囂、華麗只會遮蔽真實。與這個聰明的世界相比，你和我就算愚人了，只配像古老的歐洲那樣，坐上「愚人船」，在茫茫大海上漂泊，最先碰到的陸地就是家園了。我們是靠生命中僅存的心痛的感覺才活著，心痛是一種最盲目也是最清醒的狀態。它盲目，就是在所有人都麻木時，它仍然不識時務地喊痛；它清醒，就是在所有人都失憶時，它記住那把泣血的刀。我曾有一首寫給劉霞的詩：「一隻螞蟻的哭泣留住了你的腳步。」
我沒見過你的姐姐飛飛，她該是一個怎樣的女人，你的筆使我愛上了她。與亡靈或失敗者共舞，才是生命之舞。如果可能，你去掃墓時，代我獻上一束花。
曉波於公元二千年一月十三日
我還是不知說什麼。我覺得坐一次牢已足夠，而他卻坐牢、反抗；反抗、坐牢，翻來覆去。稍後他擔任獨立中文筆會會長，天天在網上抨擊黨和政府。2007年隆冬，他要親自授予我筆會的自由寫作獎，酒店訂好了，人也通知了，不料東窗事發，包括他在內的幾十名在京筆會成員被控制在家，出不了門，而我被三個警察押送回四川。
至此永訣。
再後來他判刑、坐牢、獲諾貝爾和平獎，我都沒想到會是永訣。我淡忘了他上述兩封信，即使沒淡忘，大約也不會將信中說的「道義巨人」和他掛鈎，不會將遙遠的甘地、耶穌、哈維爾和他掛鈎，因為這個叫劉曉波的人太熟悉了,他是打算坐穿牢底的......
可世事難料，他突然被查出肝癌晚期，保外就醫卻被嚴密監控。「才20多天，他就走了。」我寫道：「我希望他來德國，我家附近有柏林最美的墓地，中心有個水鳥飛翔的湖泊，他可以埋在這兒，我們也好經常去看他......」
但獨裁者扣住不放，他們甚至害怕這個著名思想犯的骨灰。他的信中駭然浮現「一個殉難者的出現就會徹底改變一個民族的靈魂」......正如30年前，那場大屠殺令他和我的靈魂徹底改變......
＊作者為中國流亡作家，《華盛頓郵報 》在7月13日刊登這篇紀念劉曉波遠行二周年的特約稿，但是有刪節。德國《arte》雜誌上個月刊登了這個完整版。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