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兼歌手沃爾夫 比爾曼夫婦來訪我家。沃爾夫比我大20多歲，回憶30年前的中國六四，他說，北京的坦克開上街頭，鎮壓了你們的民主運動，保住了獨裁，東德共產黨還發了賀電。這是一個屢試不爽的好辦法，在匈牙利、捷克，在1953年6月17日的東德，他們就這麽幹過。五個月後，他們差點這麽幹了，可萊比錫跟北京差不多，腦袋一望無際，老人和小孩留家中，其他人全上了街。軍隊集結待命，可人太多啦，開槍的話......於是黨中央請示克里姆林宮，戈爾巴喬夫答覆：你們自己決定。如果是我，就不會下令開槍。
老大哥居然說不會開槍！跟以前不一樣啊。人民就這樣獲勝，柏林牆倒了。直到蘇聯解體，戈爾巴喬夫也被歷史席卷而去。記得1989年5月，戈爾巴喬夫也訪問了中國，當時天安門廣場人山人海，政府一再要求示威者撤離，騰出地盤舉行歡迎儀式。但大多數人不撤，歡迎儀式只好改在機場。稍後兩個共產黨總書記見面會談，趙紫陽說所有一切都得請示鄧小平同志。再稍後，他下臺了，因為說了不該說的話。
沃爾夫繼續撫弄吉他，在歌聲中懷舊：「共產黨像太監，始終圍繞著墻內女人們打轉，如果你是男的，趕緊閹割吧，這樣黨才放心。沒有勃起就不會追求自由......」照沃爾夫的邏輯，30年前，數百萬正在勃起的年輕人佔據了天安門廣場，要求與政府對話，在中國實現民主，而不能勃起的鄧小平卻讓大夥兒趕緊閹割，據說他身邊90高齡的王震將軍剛怒吼了「殺20萬人保20年江山」，就大小便失禁了。隨之整臺國家機器也大小便失禁。行將就木的老人們集體決議發動這場內戰，由坦克和裝甲車開路，20多萬野戰軍從幾個方向進城，合圍天安門，沿途衝撞、碾壓和射殺設置路障、阻擋軍車、吶喊抗議的數十萬手無寸鐵的市民，造成了數百、數千或過萬人死亡。
那一夜，專程從紐約回國投身民運的劉曉波，還在廣場學潮指揮部，數十公里外的殺戮已經開始，他卻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底座，帶領大夥兒砸撿來的步槍，以免給漸漸逼近的殺手們留下開槍的藉口。他後來寫了《末日幸存者的獨白》，記錄自己與學生們「最後的撤離」，所有路燈突然熄滅，漆黑一團中，平端著衝鋒槍的戒嚴部隊指定一條通道，他們排成長龍，俘虜一般，緩緩穿過去。一會兒，不知是前方還是後方，槍聲大作，坦克進場了，嘎嘎碾壓他們留下的帳篷......第二天，在澳大利亞大使館門前，劉曉波遲疑了幾秒，謝絕了國際友人的邀請，騎車遠去。
接著他在大街上被捕，進了秦城監獄——十三年前，毛澤東屍骨未寒，鄧小平的同夥們也將毛的皇后江青關在這兒，直到死——而劉曉波卻倖存著，并屈服於父親的痛哭哀求，上中央電視臺認罪，違心地證實「沒看見廣場死人」。不到兩年，他被釋放。他說：「除了謊言，我一無所有。」從此宗教贖罪主題脅裹了他的人生。他起草了無數請願和呼籲，他幫助天安門母親群體，他每年寫一首祭奠長詩，其中充滿令人窒息的自責。他四次坐牢，最後被謀殺在囚籠。
寫到這兒我熱淚縱橫。那一夜，拒絕一切政治的我，在長江和烏江交匯的涪陵碼頭，一個酷似獸籠的家中，上躥下跳，朗誦長詩《大屠殺》，并與通曉漢語的加拿大青年戴邁河一起，制作并複制了四盤配樂磁帶。我被戴邁河收音機中的天安門實況轉播所吸引，最後被六四淩晨的槍聲和慘叫所激怒：
「......打穿腦殼！燒焦頭皮！讓漿汁迸出來靈魂迸出來，濺向立交橋、門樓、欄杆！濺向大馬路！濺向天空變成星星！逃跑的星星！長著兩條人腿的星星！天地顛倒了。人類都戴著亮晶晶的帽子。亮晶晶的鋼盔。有隻軍隊從月球裡殺出來！掃射！掃射！掃射......」
這首詩在20多個城市流傳。警方追查大半年，終於在重慶火車站逮捕了倉皇出逃的我——傳播過《大屠殺》的幾十名詩人和作家也被捕入獄——當時的中國是超級兵營，鋪天蓋地的《通緝令》，車站、碼頭、街道、民居，四處都在抓人。而更多的人要麽已入獄，要麽正在逃亡。20世紀中國有兩次大逃亡，1949，國共內戰，共產黨打敗國民黨，潰退到臺灣的戰爭難民，約200萬；1989，天安門大屠殺，偷渡到海外的政治難民，有好幾十萬——令「六四難民」或「六四血卡」成為歐美移民史上抹不去的關鍵詞。
劉曉波和我完全不同。我這輩子，從未讀完過任何政治文件，包括《零八憲章》。我之所以簽署他起草的數不清的文件，惹上數不清的麻煩，是因為我們都屬於八九六四的政治犯作家。
後來他們夫妻到成都，總是住我家，從來不嫌簡陋。劉曉波一直是風雲人物，朋友圈兒除了不少黨內改革派，大學教授，還有文學、電影界的王朔、北島、姜文、劉曉慶、張藝謀等大腕，而我就一在底層廝混的四川土包子。劉曉波第一次看我朗誦，是在朦朧詩人芒克家中。那時他已第三次出獄，因我和忠忠在他系獄期間，對劉霞的生活挺關照，所以他非要報答。對書商忠忠的報答就是化名老俠，拉王朔一塊整了一本《美人贈我蒙汗藥》的暢銷書，賺錢不少。對我的報答就是只要我在北京，就成天惦記著——日本籍導演李櫻拍一部叫《飛呀飛》的前衛電影，聘芒克和我作主角，我演黑道殺手，向生意破產的芒克討債——劉曉波意外得知，竟打的兩小時，趕來芒克家提建議。湊巧李櫻在播放片花，是在雍和宮附近的忙蜂酒吧拍攝的，其中有我朗誦《大屠殺》。夜深人靜，他突然嚎啕大哭，聲振屋瓦，嚇得大夥兒不知所措。我記得那一幕，他說老廖你，你，你在那種地方朗誦個雞巴。然後扭頭就走。
當晚他寫了這封信：
老廖：
你太折磨人了。聽你的聲音使我懷疑自己活下去的理由是否充足。淚水往心裡流，但流過淚之後，生活依然在無恥與輕浮中照舊。人都死了，只有狗崽子才能倖存！我是狗崽子嗎？我們是狗崽子嗎？太憐憫自己了。狗還他媽的有狗性，中國人有人性嗎？沒有人性的人和有狗性的狗之間，造物主的恩典肯定給予後者。我們連狗都不如，我們的子孫連狗崽子都不如。中國人什麼都不是。鮮血不是什麼，背叛不是什麼，遣忘也不是什麼。因為這首《大屠殺》，你坐了四年牢，我以為值得。牢獄比私下的自責和懺悔更能安慰僅存的、那麼一點點良知。你真不該與他們一起朗誦，你的世界早已屬於另類，而他們則很正常、理性，這甚至包括xx。恥辱地活著，為了無辜者的血，是我唯一能夠找到的理由。「六月四日」的黎明，是我心中最黑也最紅的日子，而六四之後的所有白天與夜晚，既不是黑也不是紅。如果無恥也有顏色，那只有這種顏色了。
過不去的永遠過不去，即便有一天我們能夠告慰那些無辜的殉難者。但我還要感激你，懷著幾近絕跡的虔敬向你說聲：「謝謝啦，我的廖禿頭!」
曉波 1999年11月24日於家中
我沒回信，因為不知該說什麼。一個多月後，他寫來第二封信，有如下內容：
與其他共產黑幕中的人物相比，我們都稱不上真正的硬漢子。這麼多年的大悲劇，我們仍然沒有一個道義巨人，類似哈維爾。為了所有人都有自私的權利，必須有一個道義巨人無私地犧牲。為了爭取到一個「消極自由」（不受權力的任意強制），必須有一種積極抗爭的意志。歷史沒有必然，一個殉難者的出現就會徹底改變一個民族的靈魂，提升人的精神品質。甘地是偶然，哈維爾是偶然，二千年前那個生於馬槽的農家孩子更是偶然。人的提升就是靠這些偶然誕生的個人完成的。不能指望大眾的集體良知，只能依靠偉大的個人良知凝聚起懦弱的大眾。特別是我們這個民族，更需要道義巨人，典範的感召力是無窮的，一個符號可以喚起太多的道義資源。例如方勵之能走出美國大使館，或趙紫陽能夠在下臺後仍然主動抗爭，或北島不出國。「六•四」以後的沉寂與遺忘，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們沒有一個挺身而出的道義巨人。
人的善良和堅韌是可以想像的，但人的邪惡與懦弱是無法想像的，每當大悲劇發生之時，我都被人的邪惡與懦弱所震驚。反而對善良與堅韌的缺乏平靜待之。文字之所以有美，就是為了在一片黑暗中讓真實閃光，美是真實的凝聚點。而喧囂、華麗只會遮蔽真實。與這個聰明的世界相比，你和我就算愚人了，只配像古老的歐洲那樣，坐上「愚人船」，在茫茫大海上漂泊，最先碰到的陸地就是家園了。我們是靠生命中僅存的心痛的感覺才活著，心痛是一種最盲目也是最清醒的狀態。它盲目，就是在所有人都麻木時，它仍然不識時務地喊痛；它清醒，就是在所有人都失憶時，它記住那把泣血的刀。我曾有一首寫給劉霞的詩：「一隻螞蟻的哭泣留住了你的腳步。」
我沒見過你的姐姐飛飛，她該是一個怎樣的女人，你的筆使我愛上了她。與亡靈或失敗者共舞，才是生命之舞。如果可能，你去掃墓時，代我獻上一束花。
曉波於公元二千年一月十三日
我還是不知說什麼。我覺得坐一次牢已足夠，而他卻坐牢、反抗；反抗、坐牢，翻來覆去。稍後他擔任獨立中文筆會會長，天天在網上抨擊黨和政府。2007年隆冬，他要親自授予我筆會的自由寫作獎，酒店訂好了，人也通知了，不料東窗事發，包括他在內的幾十名在京筆會成員被控制在家，出不了門，而我被三個警察押送回四川。
至此永訣。
再後來他判刑、坐牢、獲諾貝爾和平獎，我都沒想到會是永訣。我淡忘了他上述兩封信，即使沒淡忘，大約也不會將信中說的「道義巨人」和他掛鈎，不會將遙遠的甘地、耶穌、哈維爾和他掛鈎，因為這個叫劉曉波的人太熟悉了,他是打算坐穿牢底的......
可世事難料，他突然被查出肝癌晚期，保外就醫卻被嚴密監控。「才20多天，他就走了。」我寫道：「我希望他來德國，我家附近有柏林最美的墓地，中心有個水鳥飛翔的湖泊，他可以埋在這兒，我們也好經常去看他......」
但獨裁者扣住不放，他們甚至害怕這個著名思想犯的骨灰。他的信中駭然浮現「一個殉難者的出現就會徹底改變一個民族的靈魂」......正如30年前，那場大屠殺令他和我的靈魂徹底改變......
＊作者為中國流亡作家，《華盛頓郵報 》在7月13日刊登這篇紀念劉曉波遠行二周年的特約稿，但是有刪節。德國《arte》雜誌上個月刊登了這個完整版。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