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第7屆泛美會議簽訂的《蒙特維多公約》第1條對主權國家做出定義，之後更成為國際習慣法的一部分，而作為主權國家具備常住人口、明確領土、有效政府及與他國交往的能力，我國符合這4個要素，在國際上卻不到20國給予外交承認，主因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中原則」，加上過去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均追求「中國」代表權，從「國內」敵人變成國際敵人。
中華民國（ROC）與中華人民共和國（PRC）究竟是怎樣的關係？曾擔任國民黨國際組主任的黃裕鈞直言，對於ROC與PRC之間關係的看法，上個世代是以國家認同角度看待，年輕世代則是價值取向，「而兩岸分治追求中國代表權，現今是否已有定論？」黃裕鈞也提到，美國都有「一中」政策，「只對台灣是否屬於中國還沒定論」。
黃裕鈞表示，過去兩岸處於共產與非共產之間的對立，之後從國內敵人變成國際敵人，但某方面而言是處於競爭關係，因為兩岸分治後，都曾爭奪「中國」代表權，「只是現今對於中國代表權歸屬是否已有定論？兩岸分治70年之後，到底能否用新的方式化解爭議？」黃裕鈞還說，兩岸關係位階高於外交關係是個話術，因為說法和做法不會百分百一致，「但歷史無法改變，就把握有的牌打好」。
曾在我國外交部、國內外智庫任職的年輕學者張陳（化名）直言，我國與PRC現狀處於敵對狀態，因為PRC在2005年通過《反分裂國家法》，該法第8條明文，若喪失和平統一的可能性，中國可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必要措施，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19年1月2日發表《告台灣同胞書》，明確表示「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
「PRC也講漢賊不兩立」，對於兩岸情況常被拿來與南北韓情況做比較，張陳強調，南韓與台灣的情形差異極大，不僅歷史背景差異大，發展途徑也不同，「南韓民調支持統一，除了是韓國人民族認同，還有他們有信心統一後，不會被北韓治理......兩岸不單是政治因素，認同和文化因素的影響更大」。「事實上（台灣）就是實質獨立」，國際法專家宋承恩表示，「最大的難題是一中原則」。
宋承恩是英國牛津大學國際法博士候選人，有代表我國進行國際訟訴談判經驗，他明確指出，我國具備《蒙特維多公約》（Montevideo Convention）中的國家4要素，「但自1949年開始，我國變成不被承認的國家」，一中原則是主要障礙，「兩蔣時期也主張我國代表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宋承恩直言，美國與中國簽署的《上海公報》讓一中原則逐漸成形。
1972年，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訪問中國，與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簽署《上海公報》，不僅是美國與中國簽署的第一個聯合公報，也是美國對「一個中國」的立場，首度正式表態「不表異議」（not to challenge），而依據該公報，中國堅決反對任何製造「一中一台」、「一國兩府」、「兩個中國」、「台灣獨立」和鼓吹「台灣地位未定論」的活動。
宋承恩說，隨著「一中框架」的確立，想解決台灣問題就必須顧慮中國立場，美國也不例外，但美國依據《台灣關係法》維持與台灣的關係，並與美中「三公報」形成自己的「一中政策」，和中國的「一中原則」截然不同。「法理上沒有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可能」，宋承恩稱，「美國不認為台灣是法理上獨立的國家，但用政治文件確保台灣被以『國家』模式對待」。
「我國無法加入聯合國的主因就是法理上不被承認為獨立國家，中國態度是最大障礙」，宋承恩表示，「中國的政治教條就是不接受台灣為主權獨立國家，但統一前的東西德、現在的南北韓在進行政治和解前，都接受互相為獨立國家。要不要統一是另一回事，但（兩德、兩韓）同時加入聯合國，且都以國家地位談判」。他也坦言：「一中框架非常龐大，而國際採共識決，很難推翻中國立場。」
宋承恩強調，對抗中國打壓，國內團結比國際支持有效，「（國家）認同非常重要，中國很重視台灣的統獨認同，且在意『天然獨』現象......由於（在台灣）國家意志難以凌駕人民意志之上，中國才會那麼積極影響台灣民意和輿論」。另外，宋承恩直言，從國際法角度來看，兩岸明確不是交戰狀態，「交戰需有持續性武力行動，因此不可能這70年都是武裝交戰局勢」。
「國共內戰未停的論點是人造出來的，只要說是『內戰』，就代表對方可動用武力」，宋承恩強調，「所有（中國）軍事繞台、偵測行為都會變得合法合理......中國此舉是要讓國際習慣中國對台灣的主張合法......達到正當化使用武力的目的」。宋承恩表示：「台灣若無相關法律反制，不符合台灣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