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大人當然是在一旁聽著這通電話，於是蔡定邦當下被暴打、到學校再被打一次。回憶童年，蔡定邦說離開媽媽是最痛苦的回憶：「我媽有打電話給我，我說我覺得肚子好痛、好像某種東西壓住，到國小我才知道那詞叫『恐懼』跟『壓力』。」
甚至連同為越南人的鄉親也會碎嘴，於《我們在這裡生活》紀錄片中，定邦便回憶：
「有次我記得在路上，隔壁家的也是越南人，他騎摩托車過去就說『你媽媽把你丟了』，我流眼淚說沒有這樣子、我去追他車……鄉下人輿論都這樣，我一直很相信媽媽，他們怎麼講我都會在他們面前點頭，但我覺得媽媽一定不是這樣的……」
一邊旁聽一邊打工的電影夢：我如果是在一般家庭，我一定也選擇考大學
媽媽確實沒有把蔡定邦丟掉，當爸爸在他11歲過世時，在新竹開店扛下數百萬元債務的媽媽便毅然帶著所有孩子回到越南：「她對我們是完完全全扛下來，骨肉她是沒辦法割捨掉。」
只是終於回到媽媽身邊的定邦並沒有過得如想像中幸福，他在12歲那年失學，之後在越南過著一段所謂「虛無縹緲的日子」：「後來到14歲我自己照顧弟妹，那時候經歷是很孤獨的狀態，每天活在一個……照顧完弟妹、沒辦法跟他們溝通，他們才3–4歲，我就看電視、耍廢、放空、去公園散步，完全沒有任何人可以跟我有相處……媽媽那時候還在工作，我感受到強烈的孤獨。」
媽媽也背負沉重的經濟壓力，常跟孩子說要跳樓，還未到越南前她就真的在新竹差點跳一次，但她也會告訴孩子自己想通了：「有這麼多可愛的小孩在我身邊，我幹嘛跳樓？」
在這般生活中，電影意外成了蔡定邦的救贖。他說自己從小喜歡看電影，在越南那段時間也非常喜歡看電影，小時候覺得電影很難、剪接邏輯一定很難，只是後來15歲看了侯孝賢的《悲情城市》，他頓時被長鏡頭的魅力深深吸住：「我也要拍！」
那時候的蔡定邦還不懂台灣歷史、不知道什麼是二二八事件，只是後來回到台灣的他如同海綿般瘋狂吸入飽飽的知識。他首先在網路上找課程，自己聽了電影史，包括法國新浪潮、義大利新寫實電影等，後來又覺得該接觸社會議題才能拍出好電影，他走訪宜蘭南方澳拜會宜蘭縣漁工職業工會創辦人李麗華、拍下印尼漁工在台灣的故事，又自主四處去聽講座，認識了或許很多台灣年輕人也未必知道的白色恐怖受難者陳欽生之生命故事。
後來蔡定邦又去世新廣電旁聽電影攝製實務，他沒有學歷，但仍想一堂堂課跟著。談起聽這些課也無法得到大學學歷的事實，定邦這麼看：「我如果是在一般家庭，我一定也選擇考大學……我滿幸運的是我跟著我媽，我一開始也沒辦法接受我沒有學歷，其實也有同學勸我說考同等學歷再考電影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