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最新防衛大綱開頭改成：「自主保衛和平與安全，是日本作為獨立國家的基本責任。」可看出「安倍主義」的極致展現。「安倍主義」將「美日安保」、「美日同盟」的重要性往後挪。昔日，攸關日本國脈、安全生計的「美日安保同盟」，已不再是日本自衛隊最重要的戰略指導原則。
川普迫「安倍主義」再調整
而在「美日同盟」之上的重要戰略指導原則，還包括要自衛隊「正視安全環境嚴峻與不確定性」。美國在川普（Donald Trump）時代來臨之後，因為川普執政隨意、喜怒無常的國際賽局棋手性格，日美關係已不再像以往具備官僚性穩定，故所謂「安全環境的不確定性」指的是美國。日本的這個憂慮，在歐洲北約盟國中也普遍存在，如德國在華為風暴中，不斷發出與美國不同的看法。以及法、德擬合力開發下一代主要武力（戰機、坦克），不再買單美國武器。
相反的，「嚴峻性」則指的是中國大陸。此因中國大陸國力急速上升，在爭議海域和近接島嶼周邊，都和日本有利益衝突，潛藏危機，甚至台灣海峽都很容易牽連到日本。自衛隊除了必須理解、準備應付這些危機外，還須有靈活的戰略，來處理此「嚴峻性」安全問題。
所以，從2015年開始，安倍主義從傳統的「自由與繁榮之弧」圍堵戰略中掙脫，轉變成為「因為美國金融危機與中國大陸崛起的因素，引發日本的戰略憂慮」。在這個變化下，防衛大綱中規定，日本必須在同盟國中，擴大日本的「作用、使命與能力」的範圍。也就是說，日本必須獨自承擔更大責任，也必須更加獨立判斷戰略態勢。「中美國力相對消長下，必須逐漸為強化國家安全，付出必要的代價，例如基礎和必要防衛力，且必須要加快美日同盟的轉型與擴散，作為主要的避險戰略。」日本不再堅持唯一的「圍堵」戰略，反而要強化「美日同盟的轉型」，靈活其「避險」戰略。
2018年的防衛大綱，歸納出七大威脅作為結論。最重要的威脅，也就是「安倍主義」修正的重心，即「國際權力平衡急速改變的嚴峻與不確定性」。總體而論，安倍主義從安倍首任起的一連串改變，不僅轉換了日本自衛隊角色，從「唯美是從」的「美軍附庸部隊」，轉型為一支獨立的國家軍隊。而安倍晉三寄望在2019年底的日本地方大選之際，同時通過修憲公投，而後在2020年東京奧運前完成修憲工程，其歷史定位完成後，讓自衛隊因修憲而成為一支名副其實的「日本國軍」。
從日本現今的國家戰略從「圍堵」改為「避險」、慢慢脫離「唯美是從」主義的陰影，走出自己獨立的外交與防衛戰略。台灣應從其中獲得啟示。當川普政府提出「印太戰略」後，台灣是全球「最積極」彰顯自己是「印太戰略中心主角」的小小一隅，並自認為是「民主燈塔」，能夠「照亮印太地區」。而最初提出「圍堵」戰略的日本政府，則早就拋棄了過時的理論，並根據國際現勢、區域的不穩定性以及美國的不可信任性，轉向「避險」戰略。「避險」之意就是「不任意樹敵」，能夠「避開風險」就不要放棄任何機會，能談就談、能讓則讓，務求雙方圓滿和平。這也是「令和」年代、所謂「和平」的新意，就是「避開危險」。
和日本的「避險」策略相比，台灣近年卻走上了一條片面仰賴美國、充滿風險的道路。因為複雜的歷史和現實地緣原因，台灣要和美國搞好關係，並沒有錯，但在和美國搞好關係的同時，卻可能和實力快速崛起的中國大陸陷入敵對僵局，這就和台灣所需要的「避險」精神背道而馳，必然會面臨來自大陸的巨大壓力。對日本來說，在安倍政府的「避險」指針下，為了不惹惱中國大陸，對台灣也很難提供實質幫助。蔡政府想方設法要和日本官方進行「安保對話」，得到冷淡回應，其理可證，因為一個「親美抗中」台灣，和採取「避險」戰略的日本，有著戰略方向上的差異。
和日本相比，台灣無論在軍事、經濟、科技，還是安全力量的各個維度，都要低了不止一個量級。此外，中日間除了釣魚台爭議，並沒有其他主權爭端。雖然如此，面對中國崛起和川普的高度不確定性，安倍政府還是修正了歐巴馬時代追隨美國的策略，開始在中美之間採取未雨綢繆的「避險」措施，修改了防衛大綱。而實力遠遜於日本、又一直和大陸存在交叉性主權訴求的台灣來說，除了和美國保持友好關係，該怎麼做，難道不該有所反思？
＊本文原刊《多維TW》月刊043期，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