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全就任第一道命令，就是撤回對太陽花學運的起訴，引發在野各界的焦慮，尤其引發國民黨及其擁躉的憤慨，包括身受其害的前行政院長江宜樺，都忍不住一反去職後的低調作風，撰文主張應先分清是非，再論政治處理。各界認為，如此一來，社會失去公義，法治失去基礎，今後聚眾抗爭之舉，將層出不窮。這些評論出發點或各異其趣，但共同的前提似乎是，在林全撤回起訴前的台灣，是個法治社會！
這些批評，都是邏輯而已，實際上根本不會發生層出不窮的聚眾抗爭，或侵入公署。台灣的社會空間是靠儒家文化加上人間佛教所撐起，大規模放任無序的集體行為不會成為常態。社會調查一再顯示，台灣的社會既不支持太陽花這一類擾亂社會秩序的行為，也不支持政府採取強力壓制民間的行為，而更注重官民之間的和諧相處，期盼大家都自制。在實踐上，要和諧很困難，但是即使如此，聚眾入侵公署的情事，少之又少。
大陸也是這樣的文化，過去研究文革的專家裡，有人把中國政治文化說成是文革的溫床，然而，五十年下來，如今群眾上訪不斷，慘遭官方各種壓制，也沒有出現第二次文革。中國社會的和諧不是靠法治維持的，而是鑲嵌在中國文化裡反求諸己的德性養成。相反的，反而是自由法治邏輯的輸入，讓政治文化洗禮不充分的青年人，捲在自由主義邏輯中，分不清自由與放任的界線，所以動不動就訴諸自然狀態的自我救濟，可是實際肉體上，仍然繼續靠父母與國家在滋養。
可以說，造成聚眾入侵公署的，主要是缺乏文化土壤的自由主義，變成年輕人發洩的催化劑，才形成文革或太陽花之類打砸搶都合理的嬰兒心態。再經過十年的社會化，他們絕大多數就會有完全不同體會，甚至現在，即使還年輕，換一個場域，他們也能應對進退。包括參加太陽花學運時，問問他們之中有多少人是隻身前往，又有多少人是結伴而行？連進入自然狀態，都要靠既有的關係網絡來聚集。
學運期間，他們動輒自然狀態琅琅上口，也就是無法狀態，果真如此，豈不天天鬧革命？放心，他們都是聽話又務實的孩子，一輩子只兼差幾天自然狀態裡的跑龍套腳色，算是享受短暫的解放。進入社會以後，他們就懂得什麼叫真正的無法狀態了，因為立即映入眼簾的，就是玩法自持的大企業家、政客與黑心小商人。
台灣是什麼樣的法治社會呢？一個充斥了關說的法外社會。過去有些領導人，甚至囂張到喜歡展示自己悠遊於法律之上的能耐。法律系畢業後所學會的，是替客戶開脫法律責任的玩法本領，而不是以法律為依歸的專業素養。法律系的學生最適合擔任學運的師爺，因為他們在課堂上學的，就是如何靠猜測出題老師的偏好來答題，偽裝膜拜大師，以便成為法官或檢察官。他們的最高境界是，任何法條都可以解釋出他們想要的任何主張──看看他們的老師吧！
在作為法律起源的最高立法殿堂裡，經年累月貴為正副院長的王金平與柯建銘，他們如此受到世人崇敬，絕不是因為守法遵紀，恰恰相反，是因為在法前、法後、法上、法下，他們都能游刃有餘地照顧、建立、展示自己的關係戶，同仁為之傾倒，行政為之色變，司法為之哈腰，有以致之。想想這位在野黨批評縱放太陽花的林全，他之所以同意組閣，放棄優渥無比的各種董事薪資、分紅，不也是蔡總統用關係打動他嗎？
若是江宜樺，會堅持起訴太陽花，但林全不會起訴，基本上是社會關係。林全的老闆，老闆幕後的台獨勢力，都是必須照顧的關係，如果沒有這層關係的支持，林全憑什麼組閣？而這些關係，哪個不支持太陽花學運？他們不願意處罰太陽花，是出於溺愛，完完全全是一種關係的考量。這樣的關係考量，正是台灣社會的以維持大體和諧的主要原因。今天，這種關係文化出現內捲化的現象，但不可能一直如此。
日本是台灣最羨慕的法治社會，導致大量殖民統治下的台灣青年一心投身法界。日本文化比中國文化更重視和諧秩序，可是就在自由民主最氾濫的所謂大正民主時代，暴亂、暗殺成為天然選項，暗殺是一種極端行為，顯示出對高層和諧與黑箱的極端抵抗，迫使精英讓步。最後進入昭和以後，受不了混亂的社會接受了法西斯，算是和諧關係內捲化的最極端。大家都說，安倍上台以後，日本重新軍國主義化的勢頭強勁，已經過了70年，這個勢頭能強到哪裡？
林全當然體會的到這些假法治之下的關係文化，所以他絕對不會擔心在短期的未來，又出現太陽花這樣的破壞性行為。批評林全的國民黨在野諸公更知道，因為他們關說的本領及關係文化之濃稠，泰半勝過林全許多。他們自己會聚眾入侵林全的官署嗎？不會。那他們到底是在擔心誰有樣學樣，變成下一個太陽花？他們如此在廟堂上的義正詞嚴，與太陽花霸佔立法院是的義正辭嚴，實在太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