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6月，美中（台）經濟協進會理事長大衛·甘乃迪夫婦訪台，帶來了雷根總統的正面訊息。
蔣經國：關於劉宜良（江南）命案，你一定瞭解，這可說是想像不到的事情，我感覺非常憤怒、遺憾。這不但在國內有影響，在國外更是造成我們形象的莫大損失。我們已經努力在司法、軍法上確實做到公正、公開、確實的、不隱瞞的處理，希望能平息各方面的憤怒。
甘乃迪（與甘乃迪家族無關聯）：我知道總統你及貴國對劉宜良命案的處理，非常理想。我瞭解雷根總統已經接受你們處理的方式，因為他知道貴國是以非常公開、公平的態度在處理，儘管在美國還是有一些批評，但是再過一些時間，就會過去的。
在談話中，蔣經國表達他希望美國政府瞭解「軍售問題對我們的重要性」。（國史館005-010303-00018-011）
然而，美國國務院顯然並不以眼前的「解套」為滿足。國會「軍售問題」的聽證，聯調局對江南案的秘密偵查報告，在對台政策的長程規劃上，都是可用的籌碼。在老病體衰的蔣經國身後，國務院不希望臺灣在憲政體制之外，再出現社會所傳聞的「蔣三世」繼承人，將來實際掌權。
從江南案審判結束後不久，蔣孝武就被「放逐」到新加坡擔任商務副代表，在時間順序上，並不令人感到意外。1985年8月，蔣經國在《時代》週刊記者面前宣佈他的子女不會接班。這一年12月，他又在國民大會年會上重複聲明這個立場。從美國掌握的籌碼來看，似乎也是順理成章的。
蔣孝武致父家書
今年初，我到國史館去查看國防部情報局（後改名軍事情報局）當年的行動資料，全無頭緒。倒是在蔣經國檔案中讀到蔣孝武從新加坡寄回的家書。
這是一個失去了熟悉舞臺的中年人給「父母親大人」的信，「今年（1986）八月十八日是兒抵新加坡就任滿半年之日，回想半年來無論在公在私，都有許多意料之外的變化。」而這年十月是「祖父大人百齡紀念」，他「祈請大人賜知」，「兒等到時是否應返國參加。」總統府秘書室主任王家驊給他寫了回信，「謹奉指示，請於十月十八日（即農暦誕辰九月十五日）或十月三十一日（國暦誕辰）任擇一日返國。」只准回去一天。
另一封信：「兒在此已一年，陌生感已消失，一切也都能適應，但是究竟不是自己的國家。」他的舞臺不在這裡。他又有所感，「今天在復興基地的同胞，都應有不要人在福中不知福的自覺。」（1987-2-11）
這大約是他老爸愛聽的話。秘書室主任王家驊回了信，「總統閱後，深表愉快」，但囑咐王奉達的是「尚望益自惕勵」。 （1987-2-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