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 專屬文章 「面對中國大舉補貼，西方不該用關稅戰回應！」德國學者建議：他們願意便宜提供產品，我們就當成禮物收下

歐盟與中國針對電動車等綠色產業的貿易補貼戰持續升溫，西方國家也持續研擬保護性關稅政策。然而德國「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IfW Kiel）景氣預測中心主任史蒂芬·庫斯（Stefan Kooths）接受瑞士媒體採訪時直言：「我們應該利用中國的補貼，中國若願意便宜提供產品，我們應該接受這份禮物。」他更對保護性關稅示警，認為這麼做不僅會轉嫁成本、加重消費者負擔，更會拖慢德國亟需的結構轉型。

這項強硬自由市場派的論點，是庫斯接受《新蘇黎世報》（Neue Zürcher Zeitung, NZZ）專訪時所提出。針對外界指責北京以國家力量破壞公平競爭，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更估算——中國在全球市佔率的成長中，有高達60%歸因於政府補貼，庫斯的回應是：中國一方面存在市場驅動、與政府援助無關的技術升級；另一方面，北京確實透過補貼將生產導向政府規劃的方向，他坦言後者長期來說並非成功之道。

不過庫斯回過頭來檢討歐美國家，並且犀利指出，正是西方國家為了達成去碳化目標，在全球市場大舉推出補貼計畫——從電動車、熱泵、光電組件到風力發電，無一不補，「對北京政府來說，這簡直是一張加速生產並出口到西方的邀請函」。庫斯強調，中國自身也為這種失衡的經濟模式付出龐大代價，因為投入出口產業的資源，嚴重排擠了其他領域的發展；將過剩產能以低價傾銷到全球市場，並不是能帶來高成長與繁榮的長期模式。

​庫斯更提出建議：「我們應該利用中國的補貼，如果中國以低價向我們提供產品，我們應該接受這份禮物。當然，這需要一項明智的經濟政策，使我們的經濟能夠靈活應對必要的結構性變革。重要的是要記住，中國投資扶持某些產業的每一塊錢，都意味著中國在其他方面會損失一塊錢。中國的資源也是有限的，這為我們帶來機會。」​

當被問及地緣政治的尖銳問題——中國企業一旦把西方競爭對手擠出市場，是否會反手大幅調漲價格？尤其在稀土領域，西方是否只能聽憑北京擺佈？庫斯不認為這種風險迫在眉睫，更坦言中國之所以在稀土領域取得如此大的支配力，某種程度是西方國家自己造成的——歐美出於環保考量，主動退出稀土的探勘與加工，等於把這塊領域拱手讓給中國。

但即便如此，庫斯認為中國不至於輕易濫用這項優勢。一旦北京當局試圖對稀土漫天要價，將立刻賠上自身作為「可靠貿易夥伴」的國際信譽，這是中國必須審慎盤算的代價。更關鍵的是，中國自身在高階晶片製造設備等領域仍高度依賴西方技術，加上內需市場疲弱，中國同樣需要仰賴對西方國家的出口。

庫斯坦言，中國的產業政策確實對所有參與者都造成傷害，但這是中國必須自己學到的教訓，西方能施加的影響力相當有限，「因此我們該把力氣放在自己真正能改變的地方。」 （相關報導： 朝聖世界盃要小心！美國7月致命熱浪來襲，體感最高溫恐飆破43.9度 ｜ 更多文章 ）

庫斯在專訪中指出，與其抱怨中國，德國更應該重塑自身的競爭力。他以德國新創圈長期面臨私人風險資本（Wagniskapital）不足的困境為例，指出問題核心在於德國極其嚴格的解僱保護規定，導致新創一旦失敗的退出成本過高。若能適度鬆綁僵化的勞動法規，將能吸引大量國際風險資本進駐，協助創業者放大經營規模，從而開創出北京的經濟計劃官僚根本無法預見的新興市場。

面對德意志製造業（如福斯汽車、賓士等）面臨的巨大威脅，庫斯堅決反對實施保護性關稅，因為保護性關稅理論上或許能為本土產業爭取時間，但在現實操作中，只會讓企業的改革壓力減弱，並讓關稅政策自我延續、難以退場，最終演變成保護既得利益的「萬年條款」。庫斯提醒，過去德國的消費性電子產業與大部分紡織業也曾外移，但隨之迎來的是醫療科技等新興產業的崛起。產業轉型本就伴隨著汰弱留強，重點在於辨識未來的成長核心，而非出於懷舊或恐懼而抗拒轉型。

庫斯直言，比關稅更危險的，是西方政府為了對抗中國，也開始大規模補貼自家企業，如此只會讓全球產能過剩問題進一步惡化。「我們必須提防，在試圖保護自身經濟免受中國競爭的過程中，我們自己卻變得越來越像中國，也就是越來越傾向國家干預主義。」

針對市場擔憂轉型期會摧毀大量工作機會的質疑，庫斯拋出了社會市場經濟的核心主張：「在社會市場經濟中，國家的任務是保護勞工本身，而不是保護特定的工作崗位。」他更批評德國目前的政策思維執著於維持落後的經濟結構，這是一項毫無勝算、卻不斷燒錢的工程。

庫斯強調，一旦課徵關稅，環保、勞動保護等政治考量都會被牽扯進來作為保護藉口，讓關稅淪為永無止盡的政策惡性循環。許多西方輿論並未意識到市場經濟模式本身的優勢，容易被短視的干預表面成效所迷惑，「但閉關自守，從來沒有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帶來過繁榮」。

專訪中，《新蘇黎世報》也提出另一個備受爭議的問題：德國企業過去在中國設立合資企業時，是否等於把自身的技術知識拱手讓人？這是否是一項戰略失誤？

庫斯的回答相當直白：即便沒有這些合資企業，西方對中國原有的知識領先優勢也遲早會消失。因為知識本質上無法被侷限在特定區域內，尤其在現代世界更是如此；從全球經濟的角度來看，試圖限制知識流動並不明智，因為知識是唯一能夠無限分享、卻不會因此減少的資源——越多人掌握當下的知識，對整個世界的助益就越大。庫斯甚至以19世紀德國的產業發展史為例：當年德國人正是觀摩、模仿並改良了當時全球最先進的英國工廠技術，才奠定日後的工業基礎，「模仿他人並非壞事，關鍵在於未來能否持續產生新知識，而這需要靠先行者的獲利誘因來驅動投資」。

至於「過去中國企業是模仿西方技術，如今則直接透過收購西方公司來取得技術，是否更令人擔憂？」庫斯反倒認為，這不僅比產業間諜行為來得正當，甚至稱不上是壞事。生產技術終究屬於企業本身，若企業所有人決定把公司賣給中國買家，代表這麼做對他們而言比繼續自行經營技術更有利可圖；真正的關鍵在於，這筆變現後的流動資金，是否會被用來在德國催生新的投資。庫斯強調，若貿然禁止企業將公司出售給中國買家，形同變相徵收，最終反而會扼殺德國自身的技術進步。

他以2016年中國家電巨頭美的集團（Midea）收購德國工業機器人大廠庫卡（Kuka）為例——這起收購案當年曾在德國引發「賤賣國家工業」的疑慮，但庫斯的立場顯示，他並不認同這種憂慮反映了真正的經濟風險。不過庫斯也劃出明確的例外界線：國防與安全產業自古以來就是特殊案例。他援引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觀點：早在古典經濟學誕生之初，就已確立一項原則——絕不能把軍武產品賣給潛在的侵略者。

針對德國聯邦政府近期不斷警告本土企業，因應地緣政治風險降低對中依賴，但德國企業仍持續大舉投資中國市場的現象，這位經濟學家認為，聯邦政府不該用行政手段強加干預，而是必須把話說清楚：「聯邦政府應明確表態，一旦中國爆發政治衝突，政府絕對不會動用納稅人的錢來為這些企業紓困。」 （相關報導： 朝聖世界盃要小心！美國7月致命熱浪來襲，體感最高溫恐飆破43.9度 ｜ 更多文章 ）

庫斯強調，只要確立這個「責任自負原則」（Haftungsprinzip），資本市場自然會做出反應：投資人與金主一旦意識到某企業在中國面臨較高的地緣政治風險，就會要求更高的融資成本。企業因此必須自行在「效率」與「韌性」之間做出權衡。而正是這種多樣性，讓市場經濟體系比全體遵循同一套國家指令的體系更具韌性；這一切運作的前提，正是「責任自負原則」的存在，否則市場經濟「獲利機會與虧損風險自負」的雙向邏輯將無法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