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漫長的日子裡，他唯一擁有的是話語：《最黑暗的時刻》選摘（1）

許多年來，我的書架上總是放著幾冊書，其主題可以概括地稱為「改變世界的偉大演說」。這些書的論題是：歷史上，這種不無疑問的功業已經在正確的條件下被達成了許多次：適時的言詞被鍛造成適時的理念，而且由一位優秀的人物適時地宣講出來。

在這類演講集裡，我總是能找到溫斯頓．史賓塞—邱吉爾至少一篇演說。常常甚至有兩到三篇。這些演說聽起來有一點過時，姿態很高，詞藻堆疊常常流於浮誇，然而也總是包含一些精心打造的語句、聲音效果絕佳的名言，不論是對一千年前還是一千年後的聽眾來說，聽起來一定是同樣地印象深刻。

當我開始學習尼赫魯、列寧、華盛頓、馬丁．路德．金恩與其他人的演說時，我對於演說的藝術以及這些人如箭雨般發出的言詞感到無比的讚嘆。在最淋漓盡致之處，他們能夠把人民未表達的思想召喚出來，能把各自分散的情緒鼓舞為共有且凝聚的熱情，讓不可想像之事成為現實。

邱吉爾讓我覺得不可思議之處，在於他在僅僅四個星期裡就寫了三篇這樣的演說。對他來說，一九四○年的五月是一段獨特且充滿靈感的豪言壯語的日子。而且他是完全只靠自己一個人辦到的。那段日子有何特別之處，使他能攀升到如此高峰？是什麼樣的政治與人際壓力，迫使他在這樣短暫的時間裡，三次把煤炭變成如此耀眼的鑽石？

簡單的回答是：英國處在戰爭中。在德軍閃電戰的恐怖中，a歐洲民主國家接連快速地倒在納粹鐵蹄與砲彈的蹂躪之下。面對這駭人的局面，這位英國的新任首相手上拿著筆，請打字祕書在旁待命，正尋思著他能用什麼樣的話語來號召全國進行英勇的抵抗，因為可怕的敵人入侵這個國家彷彿只是須臾片刻之事。

這本書，以及電影《最黑暗的時刻》的劇本，就是從這些問題裡，以及從這種讚嘆中誕生的。其目標在於觀察，在這段危急的時間裡，這個人的工作方式、領導素質以及他的思維與心理狀態如何。在他頗為詩意的靈魂深處，他堅信文字是關鍵的、有效力的，而且可以居中促成世界的改變。

在初步研究後，我把重點設定在從一九四○年五月十日邱吉爾意外出任首相起，直到六月四日的這段時間為止。在六月四日，狀況危急的英國軍隊已幾乎完全從敦克爾克撤出(意味著法國的淪陷就在眼前)，而這一天也是邱吉爾發表演說三部曲中最後一場的日子。

英國國家檔案館提供了關鍵的研究工具：你能找到邱吉爾在那段昏暗的日子裡主持戰時內閣的會議紀錄原件。這讓我們瞥見他生涯中一段罕見的不確定的時光；他素來堅定的領導此時也有過一陣搖擺。神壇是為了放神像，而非為了活生生的人。我仔細研讀了這些會議紀錄，發現的不只是一個遭遇困難的領導者(他受到所有方面的攻擊而且有時不清楚該往哪裡走)，同時還聽到一個我先前從未聽聞的故事：如果當初英國戰時內閣決定與敵人和談，世界的面貌可能就此永遠改變。邱吉爾當時距離與希特勒和談還有多遠？我發現，已經近得相當危險。 （相關報導： 劉燕婷觀點：美國空襲伊朗後─以色列邱吉爾vs新1979革命？ ｜ 更多文章 ）

一九四○年戰時內閣一開始是在海軍部召開(從唐寧街穿過白廳走一小段路就到)， 後來改到財政部大樓地下深處的掩體裡。這個內閣面對的問題是，英國是否應該單獨作戰下去，也許直到其武裝部隊或甚至整個國家一起毀滅；還是應該謹慎行事，並尋求與希特勒和談。義大利駐倫敦大使已經表明，如果英國交出部分在非洲、馬爾他與直布羅陀的殖民地，他樂意請義大利法西斯領袖墨索里尼擔任中間人，為柏林與倫敦牽線和談事宜。由於與邱吉爾競爭領導地位的哈利法克斯勛爵大力主張，應該要好好研究這個選項，至少一直到希特勒的條件能被確認為止；也由於前任首相張伯倫同意哈利法克斯，認為英國若要避免在劫難逃的命運，這似乎是唯一合理的途徑，所以在好一段時間裡，邱吉爾陷入相當孤立的處境，唯一真正能諮詢的人只有他自己。

許多讀者也許會十分錯愕，這位以希特勒的堅定不屈死對頭聞名史上的偉大邱吉爾，竟然曾在戰時內閣上對同事們表示，他原則上不反對與德國進行和平談判，「如果希特勒先生願意以收復德國殖民地，以及獨霸中歐為條件進行和解。」在另一個時間點上，也就是在五月二十六日這一天，他甚至更進一步表示：有人記錄他曾表態「在能保存我們關鍵力量的前提下，如果英國能跳出當前困境，他會非常感激，即使代價是要讓出部分領土。」哪些領土？不只是歐陸國家的，而且還包括英國自己的領土。這還不是全部。張伯倫五月二十七日的日記甚至記載，邱吉爾對戰時內閣說：「如果我們只要放棄馬爾他與直布羅陀以及部分非洲殖民地就能跳出這個困境，那他(邱吉爾)會欣然接受。」

邱吉爾是在認真考慮與一個瘋子兼殺人魔和談嗎？跟這個他痛恨勝過一切的人？看起來是如此。他承受了如此大的壓力，以至於他不只懷抱了這個想法，而且還准許哈利法克斯著手草擬一份給義大利人的機密備忘錄，以提出英國的條件，同時也啟動初步的程序， 來探詢希特勒的條件會有多嚴苛。

或許有人會覺得，把邱吉爾形容為一個願意認真考慮和談的人，對他的名譽有所損害。但我認為正好相反：一個從不懷疑自己好戰鬥狠的形象，並不能公平地描述邱吉爾；這種形象使他不真實，成為俗套，更像是集體夢想的產物，而非一個活在現實世界的人。相反地，能夠一面猶豫不決，一面卻擺出一副堅強的面容以提振大家的士氣，私下卻思索著各種不同的解決方案―這樣的形象並不貶低他，更反而增添他的光彩。

這就是本書書名所指的黑暗時刻。然而從這些黑暗時刻裡，或者正因為這些時刻之黑暗，邱吉爾做出了兩場精采的演出：兩個壯闊的演說總結。第一場是對一群無法參與戰時內閣討論的外閣成員，第二場是對國會全體以及對全世界。前者是後面這場正式演說的暖身，並沒有被保留在官方紀錄裡，但是有兩位當日在場聆聽的人士，在日記中記錄了演說的概要以及許多關鍵的句子。在第二場演說中，邱吉爾列舉了海灘、空降場、田野、山丘、大海與大洋，以及天空，作為英國即將要跟可恨的德國佬作戰的地方。這番話在他說出口的那一剎那，就已經登上了歷史的殿堂。

在這兩次演說裡，以及在幾個星期前的另一場演說中(當中他承諾為大眾奉獻他的熱血、辛勞、眼淚與汗水，不論他們是否接受)，他都使盡了渾身解數。這些技術是他從希臘人與羅馬人那裡學來的，特別是從西塞羅：首先激起聽眾的同情，以支持他的國家、他本人、他的當事人、他的訴求，然後逐漸升溫，並在最後進行直接的情感訴求(羅馬演說家稱之為「總結」)，目標在讓現場的每一顆心都被撼動，讓每雙眼睛都流淚。

他在一九四○年五月與六月初一連施放三次這種語言的煙火，在歷史上也有類似的範例，最著名的是馬克．安東尼為阿奎留斯辯護的演說：在演說中，安東尼撕開阿奎留斯身上的短袍，把他歷年打仗留下的傷疤展示出來。但是英國下議院與英國大眾聽到的完全不是這一套。邱吉爾的手段只限於話語。他用話語改變政治氣氛，在人民顫抖焦慮時提振他們的意志，強迫他們走上一條不確定的道路，讓他們克服萬難，經歷邱吉爾所預告的一切犧牲(而且遠不只此！)，最後達成了全面的勝利。

這是個可觀的故事。

當邱吉爾死時，有人說，在一九四○年那些黑暗的日子裡，當英國單獨面對一個惡魔般的敵人時，他動員了英語，並把這個語言送上了戰場(He mobilized the English language and sent it into battle)。這不只是一個漂亮的轉喻而已。在那些漫長的日子裡，話語真的是他唯一擁有的東西。但是如果你只能靠一件武器作戰，那麼，邱吉爾給我們的教訓是，語言是你最好的選擇。

＊作者安東尼．麥卡騰（Anthony McCarten），劇作家、小說家、記者、電視編劇與電影製片人。本文選自作者著作《最黑暗的時刻》（二次大戰結束80年修訂版，八旗文化）
（相關報導： 劉燕婷觀點：美國空襲伊朗後─以色列邱吉爾vs新1979革命？ ｜ 更多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