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通常從少數幾所頂尖大學畢業，然後在少數幾個超級明星城市工作，從事少數幾個高薪行業。
高收入階層形成路徑的重大轉變推升了科技和金融行業的地位。《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對美國人口普查局（Census Bureau） 2023年最新數據的分析顯示，與1990年年齡相仿的嬰兒潮一代相比，千禧一代更有可能因從事這兩大行業而成為同代人中家庭收入前5%的佼佼者。
這兩大如日中天的行業已經超越了醫生和律師。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分析，與35年前的嬰兒潮一代相比，從事醫生和律師職業的千禧一代躋身同代人中收入最高群體的可能性降低了。
許多千禧一代被科技業帶來的財務保障所吸引，從而選擇進入科技業工作。
現年37歲的德博萊（AJ Debole）大學畢業後在父母的鼓勵下讀了法學院，但花了一年時間也沒能找到工作。「要是我知道從法學院畢業後的工作前景是什麼樣，我壓根就不會去讀，」她說。
後來，她在一家電信公司謀到了職，為了增加收入，她開始做金融交易。她對網路安全產生了興趣，她說，她開始在兩小時的通勤途中閱讀相關書籍並觀看影片。
這些努力幫助她在科技行業找到了一份工作，薪水高到她的妻子可以不用再工作，隨著財富的成長，她還清了背了十多年的法學院貸款。
經濟分層的變動伴隨著巨大的回報。《華爾街日報》利用明尼蘇達大學（University of Minnesota）數據庫IPUMS中存檔的人口普查數據進行的分析顯示，2023年，收入前5%的千禧一代家庭收入超過30萬美元。而嬰兒潮一代家庭1990年的收入換算為2023年的幣值為21.2萬美元。
狹窄的成功路徑意味著，如果為數不多的明星行業或城市不穩定，就可能讓許多千禧一代遭遇絆腳石。千禧一代目前的年齡在28歲到44歲之間，他們在2007年至2009年的經濟衰退期間步入社會，這影響了他們早期的職業發展前景。但其中有一部分人因從事一些蓬勃發展的行業而迎頭趕上。
儘管千禧一代被貼上沒什麼錢的標籤，但經通膨因素調整後，他們的平均淨資產要高於嬰兒潮一代和X一代在相似年齡段的水準。
根據《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24年的一項研究，在1996年至2018年期間，高薪行業的薪酬成長速度比低薪行業快得多。這種差距有大半是由薪酬前5%的高薪行業造成的，其中包括科技、科學、工程、金融等行業。
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分析，在千禧一代中，軟體開發者和金融分析師的家庭收入位居同代人中前5%的機率約為總體機率的四倍。
過去，食品加工、建築和場地維護等行業並沒有湧現出多少頂尖收入者。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分析，隨著高薪行業的蓬勃發展，這些行業現在產生頂尖收入者的可能性變得更低。
哈爾蒂旺格所提及行業中的高薪職位往往出現在少數發展勢頭很好的公司中，集中在員工過萬的「巨型企業」中。
與服務單個患者或法律客戶的工作相比，這類設在跨國公司的職位會帶來更多潛在的上升空間。
「你去看外科醫生，其實你的外科醫生跟給Snapchat介面程式設計的傢伙掙得一樣多，」經濟學家、哈佛大學醫學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醫生阿努帕姆・耶納（Anupam Jena）說。
在美國，醫療和法律行業100年來一直能夠提供相當穩妥的財務成功路徑。如今，千禧一代的醫生和律師仍有很大機會成為同輩中收入最高的頂尖精英，但可能性不如嬰兒潮一代大。五分之二的千禧一代醫生能達到這一水準，而嬰兒潮一代有半數都能達到。不到三分之一的千禧一代律師能夠達到這一水準，而在嬰兒潮一代中，這一比例為38%。
科羅拉多大學法學院（University of Colorado Law School）教授保羅・坎波斯（Paul Campos）說，對於律師來說，這種下降可能與法學院畢業生供過於求有關。
「在很多情況下，法學院是人們實在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的時候默認的職業道路，」坎波斯說。
35歲的瑞安・霍（Ryan Haugh）早在高中時就感覺到經濟風向的變化。他說，他沒有考慮當醫生或律師，因為教育成本之高和時間之長讓他望而卻步。
他在賓夕法尼亞州鄉村長大，把自己的成長環境稱為「布魯斯・史普林斯汀的爛歌」，他家有五個孩子，父親在一家工廠工作。他最喜歡的電影是1987年的熱門影片《華爾街》，這部電影讓他看到了獲得財務保障的路線圖：「拿到大學商學學位，去大城市。」
他通過在海軍服役，供自己讀了學位，然後在舊金山灣區從事管理顧問工作。
過去幾年，顧問工作讓他獲得穩定的收入，他的妻子凱特琳・霍（Caitlin Haugh）得以在一家新創企業打拼，期望有朝一日賺到大錢。「那是我們的金色門票，」他說。「那將是我們家創造財富的機器」。
即使是上大學時並不像霍那樣目標明確的學生，畢業後也會奔著相同的方向走。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研究名企招聘流程的社會學家勞倫・里維拉（Lauren Rivera）在日常觀察中注意到，她學生的職業抱負會趨同。
「大學生的目光都集中在銀行、顧問和科技這三駕馬車上，」她說。「他們抱有各種各樣的想法，想做改變世界的事情，然後他們最終都去了這三個地方。」
研究機構Opportunity Insights 2023年的一項研究表明，就讀私立名校而非旗艦公立大學，會使學生進入收入前1%行列的機率增加約60%。
「以前的情況是，如果你住在愛荷華州，即使你考分很高，也就是上愛荷華大學（University of Iowa）而已，」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Harvard Kennedy School）的經濟學家戴維・戴明（David Deming）說。現在，名校會「搶奪愛荷華州所有優秀學生，把他們吸到東海岸、華盛頓周邊或其他地方」。
千禧一代已經到了成家立業之年。在收入前5%的千禧一代中，逾五分之一居住在加州或華盛頓州的科技中心。
根據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經濟學家恩里科・莫雷蒂（Enrico Moretti）的研究，過去幾十年，包括舊金山、西雅圖、紐約和華盛頓特區在內的少數幾個經濟活躍發展的大都市的收入已經與美國其他地區拉開了差距。
對千禧一代來說，「他們在哪兒，在哪兒開始職業生涯，在哪兒追求職業生涯，其重要性已大大提高，」莫雷蒂說。
雖然千禧一代高收入者最終會去相似的地方，但他們的背景比嬰兒潮一代高收入群體更加多樣。其中約有62%是白人，而在嬰兒潮一代高收入群體中，這一比例為86%。他們在國外出生的可能性是嬰兒潮一代的兩倍。
奇蘭吉維・戈帕爾（Chirranjeevi Gopal）在印度欽奈長大，2009年來到加州讀研究生。十年後，他辭去了穩定的工程師工作，在矽谷創辦了一家電池材料新創公司。
「我從來沒有猶豫過要不要離開自己的國家，搬到一個人生地不熟的國家，」戈帕爾說。現年37歲的戈帕爾住在加州山景城。
灣區吸引了眾多高技能勞動者，戈帕爾說，儘管他妻子凱特琳・比奇洛（Caitlin Bigelow）是加州本地人，但他現在比妻子更容易遇到兒時的熟人。
像戈帕爾和比奇洛這種高收入的千禧一代常常會走到一起。
「我很幸運，因為我看到自己擅長的事情是有社會價值的，」她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