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國楨指控軍事法庭審理「任何性質的一切案件」的說法，確實有籠統誇大而失實之嫌，但如果說軍事法庭不顧規範而越權審判的情況「非常嚴重」，應是接近事實的。
然而胡適否定蔣經國為繼承人的論斷，就當時他自己所瞭解的情況而論，卻是站不住腳的。不要說胡適先前為堂外甥汪漢航被保安司令部構陷的金融犯罪案，寫信向蔣經國求助時，已十分明白蔣經國的真實身份，胡歷次返臺與雷震等人接頭期間，也理解蔣經國不但是特務系統首腦，不但通過軍中政治部控制了軍隊，更通過對國民黨的操縱而控制了政府機構。就在前一年（1953）蔣經國訪美時，胡適是他約見的人物。胡也知道連美國總統都「務實」地迅速召見了這個蔣介石接班人。就此而言，胡適在《新領袖》中為蔣經國的辯白，顯然有違知識的真誠。說得難聽些，他是在睜眼說瞎話。
如果我們從「後見之明」，從臺灣後來的政治發展來看，吳國楨其實是有「政治感」也有「常識」的。我們不能說胡適沒有政治感，只是他的政治感來自「另一種忠誠」。他要為國民黨政府辯護，為蔣氏父子辯護。他是駐美使館危機處理小組的一個當然成員。
＊作者為台灣東海大學中文系畢業，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亞洲研究博士，專長現代化理論與國家發展策略，新著《誰怕吳國楨？：世襲專制在台緣起緣滅》允晨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