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在文章開頭，就引述了一位在臺灣住了三年的《紐約先鋒論壇報》記者寫的〈桃花源記〉。蔣介石統治下的福爾摩沙臺灣，一切都是那麼美好，它有中國任何地方所未曾有過的最好政府，自由、公正而有效率。臺灣有言論自由，沒有新聞檢查，各國記者來去自如，國際媒體可隨意發通訊。人民有行動自由，選擇職業自由。
可是媒體沒有傳播共產主義的自由。胡適指出，這些例外，也就是在國家緊急法案下送交軍事法庭審理的特殊案例，被吳博士利用來籠統地把臺灣說成警察國家。這種說法，胡適斥責，是毫無根據而不真實的，因為臺灣的軍事法庭從來就沒有審理「一切任何性質的案件」。胡繼而批駁吳在《展望》文章中所自命的為推動民主與法治而奮鬥的形象，讓人以為是在吳辭去省主席後，臺灣才淪為警察國家。他並舉了《自由中國》雙週刊過去五年為爭取言論自由的奮鬥過程，來反駁吳所說的《自由中國》的「特例」。「特例」實際上在一個「警察國家」是不可能存在的。
吳國楨最初在向國民大會上書時，臺灣的報刊曾批評他若有政見應在他在朝時提出，不應在出國後提出；應向國內的權威機構提出，不應在美國公開廣播；他過去參與中樞決策，政府措施不當，他自己也應負大部分責任。胡適在《新領袖》的駁文也順應這些論點，對吳國楨展示了他的「春秋之筆」：
怯懦而自私的政客們，從不會為爭取自由民主而奮鬥。那些政客享有政治權力時，保持沉默；一旦失勢，安然去國，便肆意污蔑其國家與政府。其實國家與政府的錯誤和失職行為，那些政客自己也不能逃避道義上的公正評判。（楊金榮，2003：266；周質平，2014：42；金恒煒，2015：219）
誰違背了知識真誠？
胡適對吳國楨在《展望》文章中的核心議題：作為蔣介石「繼承人」的蔣經國，又如何辯駁呢？為了表現出客觀持平，胡適表示他認識蔣經國多年，蔣很勤儉、誠實、禮貌、愛國並堅決反共。「他的思想視野很大程度是由於他多年在蘇聯的緣故。同他父親一樣，他也有自以為是的毛病。他誠實地認為，對付共產黨最有效的辦法，是如同他們對付反共人士那樣殘酷無情。」（楊金榮，2003：266；周質平，2014：43；金恒煒，2015：220）
蔣經國有沒有可能成為蔣介石的繼承人？胡適對這個問題是斬釘截鐵的否定。他認為「在任何情況下」都無此可能。胡的理由是，「在政界，他在政府沒有一席之地，不能發揮重要作用，他確切的位置是他父親忠實的聽差；在軍界，他不受歡迎，而且他絕對沒有憲法或組織上的管道，能成為他父親的繼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