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曾於1971年9月20日出版的《台大法言》中，針對海外留學生胡卜凱所撰寫而未通過校方審稿的「知識份子的責任」乙文，首開先例，以「開天窗」的方式處理，結果該期報紙被訓導處要求收回並改版重印。同年10月4日發行的《台大法言》，因刊載「便民接見，施惠乎」乙文而遭校方查禁。《台大法言》也曾因文章未送校方審稿，以致於印刷完成後被校方沒收，我們因而有一次將文稿同時委託兩家印刷廠印刷，以防範校方前往查禁。
當我們在台大一次又一次的挑戰言論界限時，身為法學院大家長的韓院長，每次都首當其衝。校方、黨政機關與情治單位的抱怨與指責、「管好法學院學生」的要求，無一不是衝著韓院長而來。但韓院長總是一再挺身為我們擋下子彈與災難。
「不違法我就負責」的擔當
猶記得我和洪三雄有一次被韓院長喚到他的辦公室。
他操著濃濃的江蘇口音，指著桌上的電話，無奈地說：「每隔一周的星期一，我都在辦公室準備接聽各方的抱怨電話，因為那是你們《台大法言》出刊的日子。」。他又說：「你們畢竟還是學生，政府已定案的政策，希望你們不要反對抨擊；至於沒有定案的，你們的言行只要不違法，我都支持你們，都可以替你們負責。」
對於韓院長給我們的最後防線─「不違法就行」，我們心照不宣，天真的奉為圭臬。但事實上，戒嚴之下，即使我們言行「合法」，也難保平安無事。
「訓導人員猛踢皮球」事件
1972年4月17日，第二十期《台大法言》以頭版頭條報導：「訓導人員猛踢皮球 高談革新欲語還羞 法代會辦演講整整橫遭六次回票 學生經費被控制還要奉上保管金」。
法學院訓導分處的師長因之火冒三丈，一狀告到校總區訓導處。訓導長約見擔任發行人的我，認為該消息與事實不符，要求《台大法言》刊登道歉啟事。但我表示：消息屬實，不應道歉，但可澄清標題所載之「訓導人員」僅指踢皮球的那幾位人員而已。訓導處不能接受我的說法，立即於4月28日發出公告，以《台大法言》第19期、第20期連續故作不實之報導為由，將發行人陳玲玉暨社長洪三雄各予申誡一次，並將法言停刊一個月（兩期）。
訓導長「斬首示眾」
不只如此，訓導長決定「斬首示眾」，乃撰寫一篇長達半版篇幅的「懲處啟事」，於週六下午送到印刷廠，強令刊登在全校性的《大學新聞》第367期，以昭告全台大師生。
《大學新聞》編輯部的同學接獲指令，不敢忤逆，遵囑排版完成。其中有位編輯同學，在離開印刷廠之前，偷偷帶走一份打印稿，火速送來給我。
在憤憤不平又極端無助之下，我們想起了唯一的可能救兵─韓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