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專欄:三峽大壩是中國的政治隱喻

三峽大壩成了中國政治的隱喻。(美聯社)

三峽大壩成了中國政治的隱喻。(美聯社)

總部位於上海的澎湃新聞7月21日推出系列報導《三峽》,全景式追蹤三峽大壩的社會和生態影響。這是澎湃的重頭戲,僅調查時間就耗去整整一年,但上線僅僅七個小時即遭遮罩,令人詫異。身為官媒的澎湃新聞,其選題策劃不可能沒有政治安全考量,但仍在劫難逃,可見三峽問題之敏感,連澎湃新聞都始料不及。

三峽大壩是中國甚至世界上最大的大壩,也是中國甚至世界上爭議最大的大壩。最早的倡議者是有中華民國國父之稱的孫中山,但歷經孫中山、毛澤東兩代,都不敢上馬,不僅因國力所限,也因其風險難以評估。1980年代三峽工程重新提上議事日程,但被強烈的反對所阻。直到1992年李鵬任中國國務院總理期間,三峽工程才獲得中國人大的批准。

為了說服全國人民,中國政府就三峽工程給出了很多美好承諾,集中在防洪、發電、航運幾個方面。但三峽工程落成後,政府承諾大多沒有兌現。承諾中的萬噸巨輪從武漢直達重慶,承諾全國電力不足一去不返,結果都被證明是畫餅。退而求其次,改口說主要功能在防洪,但1997年首期工程剛落成,就有1998年長江大洪水;2011年5月中國國務院宣佈三峽工程完成,6月長江中下游再發大洪水。政府承諾落空的同時,三峽大壩的破壞性愈來愈凸顯:對氣候、地質結構、生態的破壞,百萬移民的流離失所,千里古跡悉數淹沒……。近年更是醜聞纏身,2014年2月27日,三峽集團即因重大腐敗問題遭媒體曝光。

也就因此,圍繞著三峽大壩的爭議從未平息過,當初上馬本來就是霸王硬上弓,建成後破壞性暴露無遺,爭議當然更多。雖因輿論管制所限,反對的聲浪往往只能暗潮洶湧,但也有偶爾浮出水面的,比如民間智庫北京傳知行研究所就曾做過系統研究,結論一如該研究所創始人郭玉閃2011年一篇論文的標題:《三峽工程很可能會是一場大災難》。澎湃新聞一年前開始操作《三峽》選題,大概也因其相信三峽大壩的破壞性在體制內外漸成共識,報導的風險不會很大,所以才打了這個擦邊球。

但事實證明澎湃新聞判斷錯了。的確,體制內外在三峽大壩的破壞性問題上已有初步共識,但澎湃估計不足的是,保衛三峽大壩的力量依舊強悍。即便體制內外的共識,也不足以形成足夠力量與之抗衡。一如三峽大壩賴以生存的體制,對體制的破壞性,體制內外也有初步共識,但這並不妨礙體制巍然屹立。

其實,一定程度上,三峽大壩正是體制的隱喻。它本身就是體制邏輯的產物,這套邏輯即人定勝天的邏輯,即人與自然的關係就是征服與被征服的關係。換句話說,體制本身就是政治上的三峽大壩,它與社會的關係,跟它與自然的關係同構。它拒絕一切生態學原理,不承認社會也是一種生態,不相信社會可以而且必須自組織、自管理、自我調節、自我修復。

跟三峽大壩的成功以對自然的征服尤其對自然水系的截流為條件一樣,體制的成功,也以對社會的征服尤其對社會的截流為條件。不僅是物質利益的截流,更包括社會權利的截流、道德資源和信用資源的截流。以此成就一切操之於我,恩威皆出於上而不出旁門的高度集中控制的巨無霸,即霍布斯幾百年前預言的全能的利維坦。在開放、多元、自治、分享愈來愈成為時代潮流之今日,這樣的利維坦猶如史前恐龍,愈來愈顯得醜陋、荒誕和可笑。

但百足之蟲,僵而不死。儘管體制千瘡百孔,卻誰也奈何不得,而這才是最荒誕的。誠然,所有威權和極權國家的體制都是利維坦,但正如所有威權和極權國家都不曾有過三峽大壩那樣的巨無霸,所有威權和極權國家也不曾有過中國那樣大到不能倒的體制。三峽大壩是中國獨有的,即便相比其他威權和極權國家,中國的體制也是獨有的。

三峽大壩必須拆除,中國的體制必須改變,早拆比晚拆好,早改變比晚改變好,這沒有問題。問題在於如何拆除、如何改變。一個無法回避的事實是,體制綁架了太多人。官方統計,僅到2009年,中國財政實際供養人數已逾5700萬人,今天當然更膨脹。中共黨員規模,更大到8700萬之巨。這還只是直接相關者。如果算上間接相關者,則幾乎遍及每家每戶。即便非利益相關者,也都在體制之刃即其合法傷害權的威脅之下。

這才是中國問題的複雜性即真正的中國特色所在,也才是中國轉型真正的困難所在。一如拆除三峽大壩必須考慮億萬生靈的安置尤其長江中下游居民的安置,體制的改變,也需要妥當的預案以安頓億萬同胞。這就不僅需要實力,不僅需要專業、需要科學,更需要人道精神。這是世界級難題,是當今人類最艱巨的工程,不可能那麼僥倖。全世界都需要正視這個難題。

*作者為中國知識份子,前《南方周末》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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