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在上週發布新聞稿，針對一名黃姓男子加入詐欺集團只有3天，被判處有期徒刑1年4個月，但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規定，凡參與犯罪組織者，無論情節輕重，一律強制工作3年，合議庭審理後，認為上開規定有關強制工作部分已構成違憲，因此決定向大法官聲請釋憲。
對於犯罪行為人在刑罰之外，另外施以強制工作之保安處分是否合憲，大法官至少曾經作過兩起重要的憲法解釋。大法官在釋字471號解釋明白表示，「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之部分規定，不問對行為人有無預防矯治社會危險性之必要，一律強制工作三年，對於不具社會危險性的受處分人而言，所採取之措施與所欲達成預防矯治之目的及所需程度，已違反憲法第23條之比例原則。然而，到了釋字528號解釋，大法官則認為如果是犯罪組織，因其對於社會造成之危害與衝擊甚高，再加上受處分人如有特殊情形，認為並無強制工作之必要者，尚可由執行機關報請檢察官向法院聲請免予繼續執行，或由檢察官檢具事證報請法院免予執行，因此並無違反比例原則。
就學理而言，保安處分是針對受處分人「將來之社會危險性」所為的處置，依「刑法」第86條至99條規定，我國目前的保安處分，共有「感化教育」、「監護」、「禁戒」、「強制工作」、「強制治療」、「保護管束」、「驅逐出境」七種類型。大法官除了在釋字471號解釋要求保安處分須符合比例原則外，更明確指出，保安處分之措施亦含社會隔離、拘束身體自由之性質，其限制人民之權利，實與刑罰相同，因此，保安處分之宣告，應與行為人所為行為之嚴重性、行為人所表現之危險性，及對於行為人未來行為之期待性相當。劉鐵錚大法官更在本號解釋之一部不同意見書中提醒國家，保安處分與刑罰雖然各有其任務，但兩者對於人民實際上所產生的影響，並非存有絕對而明顯的界限；刑罰在處罰犯罪的同時，也有防治犯罪的作用，而保安處分亦非全無痛楚的措施，亦帶有相當的報應性質，故二者同屬國家司法權之作用，應力求其正當化之合理基礎，方能避免國家權力的濫用。
就「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規定而言，行為態樣可分為「發起」、「主持」、「操縱」、「指揮」，以及單純的「參與」組織犯罪，如果是屬於前四種情形，法定刑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如果只是單純的「參與」組織犯罪，法定刑則為「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因此，從法定刑的比較即可發現，單純的參與組織犯罪，其行為的不法內涵確實較低，雖然仍構成犯罪，應接受法律制裁，但終究與「發起」、「主持」、「操縱」、「指揮」這四種主導組織犯罪的惡劣行為，本質上仍有所不同，而這也正是法條中特別明定，「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之法理所在。
依刑法第90條規定：「有犯罪之習慣或因遊蕩或懶惰成習而犯罪者，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如果某甲只是一時之間走投無路，或是受人蠱惑慫恿而單一或偶然參與組織犯罪，而不是因為有犯罪習慣，或是因為遊蕩、懶惰成習而構成犯罪，那麼國家既已對其不法行為施以刑罰制裁，若再對其實施時間可長達三年的強制工作處分，則所採取手段與所欲達成之目的間，自始即顯然欠缺合理正當之關聯，亦不符合保安處分的制度設計目的，此與受處分人已被強制工作「後」，能否經由執行機關報請檢察官向法院聲請免予繼續執行，或由檢察官檢具事證報請法院免予執行無關。
保安處分中的強制工作，原本是認為懶惰與不務正業、四處遊蕩是犯罪的主要原因，所以對於被認定有遊蕩或懶惰成習的行為人，尚須施以強制工作的處分，進行勞動改造，使其養成勞動習慣，希望達成預防再犯、釜底抽薪之效果。然而，由於各國已有不少實證研究，對於強制工作之實施成效進行評估，證實強制工作所能達成的成效相當有限，經由強制工作所為之勞改，並不能使懶惰或遊蕩無賴者養成勞動習慣，因此如德國與奧地利，乃將強制工作之處分予以刪除。
此外，依「保安處分法」第53條規定，實施強制工作，應依受處分人之「性別、年齡、身體健康、知識程度、家庭狀況、原有職業技能、保安處分期間等標準，分類管理，酌定課程，訓練其謀生技能及養成勞動習慣，使具有就業能力。」在欠缺足夠預算和專業人力的情形下，即便在法學理論上可以將強制工作與刑罰區別，但其真正能夠發揮的主要功能，恐怕也不過是將受處分人隔絕於社會之外，此與在監獄執行有期徒刑究竟有何本質上之重大差異？
事實上，強制工作制度早於24年，刑法公布之時即已存在，最高法院為了強制工作制度是否合憲聲請大法官再次釋憲，以保障受處分人之人權，著實令人敬佩。如果就法實證面而言，倘若已實施八十餘年的制度，卻無充分的統計資料可供檢驗其有效性，則強制工作制度在現實的時空環境下是否合憲，確實有賴大法官再予釐清。
＊作者為律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