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忠謀說，這些年輕員工口口聲聲說著生活與工作要平衡。張忠謀說：我在他們這個年紀根本不知道這個詞，工作與生活的平衡，我那個時候，沒有工作就沒有生活。
張忠謀當年在德州儀器的行政級別不斷提高，但在高層職位上卻遇到了瓶頸，感覺自己形同放逐。他希望德州儀器專注於半導體，但公司想要繼續銷售消費類產品。張忠謀說，德州儀器希望銷售家用電腦之類的產品。他說，這是一種嚴重的干擾，嚴重分散了公司的資源。1983年，當他意識到自己不會得到晉升，德州儀器也不會在一個他認為大有可為的市場上押寶時，他選擇了離開。
幾乎就在同時，他被電子產品製造商General Instrument聘為總裁兼營運長。而他幾乎立刻就意識到自己犯了一個巨大的錯誤。「這個工作不適合我——完全不適合，」他說。一年後，他又從General Instrument辭職了。
《華爾街日報》於1984年和1985年對張忠謀在General Instrument短暫任職的報導。
這時他就要54歲了，卻不知道下一步該做什麼。他知道自己還想做些什麼，而且也有一些風險資本向他發出邀請，如果不是台灣在向他招手，他原本可能會接受。但他可以等待，等一個更好的機會。
張忠謀說，如果沒有經濟保障，他就不會冒險去台灣。但其實，幾年前他第一次有了這樣的機會，卻沒有去冒這個險。
1982年，張忠謀收到了一份誘人的工作邀請，這份邀請來自一位名叫李國鼎的台灣高官。在台灣，李國鼎可謂大名鼎鼎，在戰後經濟發展、推動科技產業方面功不可沒。他希望張忠謀來執掌台灣名列前茅的科技機構，將研究成果轉化為利潤。
那時，張忠謀已經知道自己不會在德州儀器待太久了。但當時股票期權尚未達到歸屬個人的期限，因此他拒絕了去台灣的邀請。「我還沒有經濟保障，」他說。「我從不追求大富大貴。我只追求經濟保障。」對這位身處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企業高管來說，經濟保障就等於每年20萬美元。「當然是稅後，」他說。
三年後，李國鼎再次致電時，張忠謀的境遇已經發生了變化。他已經行使了幾百萬美元的股票期權，購買了免稅市政債券，按照他的生活標準，這些債券的收益足以讓他擁有經濟保障。一旦實現了這個目標，他就準備追求另一個目標。
在他看來，移居台灣是一次「跟命運的約會」，但事實上，當時台積電的前景完全是個未知數。
「我根本不確定台灣會不會給我機會，讓我建立一家偉大的半導體公司，但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對我來說也是唯一的可能性，」張忠謀說。「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我才去了台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