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市值最高的科技公司由一些創業者在非常年輕時創立，它們誕生在宿舍、車庫或者餐館裡。比爾·蓋茲（Bill Gates）當年19歲。賈伯斯（Steve Jobs）21歲。貝佐斯（Jeff Bezos）和黃仁勳（Jensen Huang）也不過30歲。
但世界上最不可或缺的公司可能是張忠謀（Morris Chang）在55歲時創立的那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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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來沒有人在這麼大的年紀創辦過像台積電（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mpany）這麼有價值的公司。台積電是一家晶片製造商，為電腦、手機、汽車、AI系統和許多已成為我們日常生活一部分的設備生產重要部件。
張忠謀在晶片領域的從業時間非常久，假使他在1985年就選擇退休打橋牌，他依然會是該領域的傳奇人物。然而，他重塑了自己，並給這個行業帶來革命性的蛻變。
但如果不是高齡創業，他或許不會如此成功。是他的年齡成就了他的偉業。事實證明，較為年長的創業者比年輕創始人更常見，也更有作為。沒有人比張忠謀更能詮釋中年創業的驚人紅利。當年，張忠謀在美國工作了三十年後，懷揣著一份執念移居台灣。
他告訴筆者，那個時候他想建立一家偉大的半導體公司。
他所建立的公司與已經存在的任何半導體公司都不同。你可能每天都在使用搭載台積電所產晶片的設備，但台積電實際上並不設計或銷售這些晶片。在台積電成立之前，這種情形聽起來簡直不可思議。那時，公司自己設計的晶片都是自己生產。按照張忠謀的激進構想，一家偉大的半導體公司應該只生產客戶設計的晶片。由於不設計或銷售自己的晶片，台積電與客戶沒有競爭關係。作為交換，客戶不必費心經營自己的晶片生產廠，這些工廠造價高昂，在矽晶圓上蝕刻電路的工藝也很複雜。
張忠謀晶片代工廠背後的創新商業模式將改變整個行業，並助推台積電成為全球經濟不可或缺的一環。現在，這家公司是美國人最依賴、但卻了解最少的公司。張忠謀也不是家喻戶曉的名人，但他應該是。在過去的70年裡，他塑造了晶片行業，至今仍在發揮重要作用。張忠謀很長壽，在推動全球最重要技術發展的重要人物中，他位居榜首。
《晶片戰爭》（Chip War）一書的作者Chris Miller說：「幾乎沒有人比他更有影響力了。」
最近，筆者通過影片聊天與張忠謀進行了交談，想了解其他人可以從他中年創業的經歷中學到什麼，以及為什麼說嘗試新事物永遠不會太晚。
在晶片需求成長和中美關係惡化的背景下，世界對台積電的依賴與日俱增，而台灣又處在脆弱的地緣政治環境之中，因此，外界對這家公司的未來充滿了疑問。但我們談話的主題卻是台積電的過去。
今年92歲的張忠謀於2018年正式卸任台積電董事長一職，但在我們90分鐘的採訪中，這位白髮蒼蒼的先驅穿著西裝、打著領帶，坐在辦公桌前喝著健怡可樂（Diet Coke）。
在這次採訪中，筆者想多了解一下當年他在完全可以退休的情況下創辦新公司的決定。筆者發現，年齡是他的一個優勢。只有擁有他的經驗和專業知識的人，才有可能執行他為台積電制定的計劃。
「我做這個的時間不可能再早了，」他說。「我認為當時不可能有人比我更早了。因為我是第一個。」
從德州到台灣
在中年移居台灣之前，張忠謀十八歲時就來到了美國。
張忠謀出生在中國大陸，童年時期，他的家人輾轉於這個飽受戰爭蹂躪的國家。1949年他去了美國，感覺美國像是天堂。他後來加入美國國籍。
張忠謀從小就夢想成為一名作家，或者是小說家，也可能當記者。他當年計劃在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主修英國文學。但在大一結束後，張忠謀確定他真正想要的是一份好工作。於是他轉學到了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攻讀機械工程，獲得碩士學位，張忠謀原本打算拿到博士學位，但他沒有通過博士資格考。他在半導體行業找到了第一份工作，並於1958年跳槽到德州儀器公司（Texas Instruments）。
那時，chips只有薯條的意思。但張忠謀踏入半導體行業正值集成電路發明問世，他屬於第一代半導體傳奇人物，他的職業生涯恰逢其時。張忠謀逐漸樹立起頑強不懈的管理風格，他對生產線進行一切可能的改進，由此駛上了職業生涯的快車道。在張忠謀搬到達拉斯三年後，德州儀器送他去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攻讀電氣工程博士學位。這一次，他通過了資格考，並以張博士的身份回歸。20世紀60年代末，張忠謀開始管理德州儀器的集成電路部門。沒過多久，他就掌管了整個半導體集團。
張忠謀是個工作狂，度蜜月時還在打電話推銷產品，對那些不像他一樣充滿幹勁的人毫無耐心。如今，台積電正投資400億美元在亞利桑那州建廠，但計畫的發展一直不順，延誤不斷，波折不斷，工廠所需的勞動力也存在短缺；張忠謀告訴筆者，台積電在美國的一些年輕員工工作態度令他費解。
張忠謀說，這些年輕員工口口聲聲說著生活與工作要平衡。張忠謀說：我在他們這個年紀根本不知道這個詞，工作與生活的平衡，我那個時候，沒有工作就沒有生活。
張忠謀當年在德州儀器的行政級別不斷提高，但在高層職位上卻遇到了瓶頸，感覺自己形同放逐。他希望德州儀器專注於半導體，但公司想要繼續銷售消費類產品。張忠謀說，德州儀器希望銷售家用電腦之類的產品。他說，這是一種嚴重的干擾，嚴重分散了公司的資源。1983年，當他意識到自己不會得到晉升，德州儀器也不會在一個他認為大有可為的市場上押寶時，他選擇了離開。
幾乎就在同時，他被電子產品製造商General Instrument聘為總裁兼營運長。而他幾乎立刻就意識到自己犯了一個巨大的錯誤。「這個工作不適合我——完全不適合，」他說。一年後，他又從General Instrument辭職了。
《華爾街日報》於1984年和1985年對張忠謀在General Instrument短暫任職的報導。
這時他就要54歲了，卻不知道下一步該做什麼。他知道自己還想做些什麼，而且也有一些風險資本向他發出邀請，如果不是台灣在向他招手，他原本可能會接受。但他可以等待，等一個更好的機會。
張忠謀說，如果沒有經濟保障，他就不會冒險去台灣。但其實，幾年前他第一次有了這樣的機會，卻沒有去冒這個險。
1982年，張忠謀收到了一份誘人的工作邀請，這份邀請來自一位名叫李國鼎的台灣高官。在台灣，李國鼎可謂大名鼎鼎，在戰後經濟發展、推動科技產業方面功不可沒。他希望張忠謀來執掌台灣名列前茅的科技機構，將研究成果轉化為利潤。
那時，張忠謀已經知道自己不會在德州儀器待太久了。但當時股票期權尚未達到歸屬個人的期限，因此他拒絕了去台灣的邀請。「我還沒有經濟保障，」他說。「我從不追求大富大貴。我只追求經濟保障。」對這位身處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企業高管來說，經濟保障就等於每年20萬美元。「當然是稅後，」他說。
三年後，李國鼎再次致電時，張忠謀的境遇已經發生了變化。他已經行使了幾百萬美元的股票期權，購買了免稅市政債券，按照他的生活標準，這些債券的收益足以讓他擁有經濟保障。一旦實現了這個目標，他就準備追求另一個目標。
在他看來，移居台灣是一次「跟命運的約會」，但事實上，當時台積電的前景完全是個未知數。
「我根本不確定台灣會不會給我機會，讓我建立一家偉大的半導體公司，但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對我來說也是唯一的可能性，」張忠謀說。「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我才去了台灣。」
張忠謀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德州度過，在台灣工作15年後，他一度以為自己會在美國退休。說起來，這些都是將近40年前的舊事了。
老當益壯
是只有張忠謀這樣嗎？
不久前，一個經濟學家團隊試圖弄清年長的企業家是否比年輕的企業家更成功。通過仔細研究人口普查局的記錄和美國國稅局的最新數據，他們識別出了2007年至2014年在美國創辦公司的270萬名創始人。然後，他們研究了這些創始人的年齡。
這些創業者創辦公司的平均年齡是41.9歲。對於其中增長最快的一些公司，這個數字是45歲。上述經濟學家還發現，50歲創業取得重大成功的幾率是30歲創業的約兩倍，而成功幾率最低的是20歲出頭的創業者。每一個證據都讓他們得出了一個與直覺相反的結論。
這些經濟學家在2020年的論文中寫道，成功的創業者是中年人，而非年輕人。
這不符合大多數人心目中初創企業創始人的形象。人們更可能想到的是賈伯斯在車庫裡修修補補，或者祖克柏在宿舍裡寫編碼的場景。微軟、蘋果公司、英偉達、Alphabet、亞馬遜和Meta Platforms的創始人都是在30歲或更年輕的時候創業，矽谷的風險資本家們對才華橫溢的年輕創業者一擲千金，希望他們創辦出下一個價值兆美元的公司。這些創始人精力充沛，雄心萬丈，遠見不凡。他們通常沒有房貸、家庭負擔和其他責任來分散精力或降低風險偏好。張忠謀自己也說，年輕人在科學和技術方面更具創新精神。
但在商界，較為年長的創業者一般表現較好。四五十歲的創業者或許不再擁有相信自己可以改變世界的萬丈豪情，但他們具備經驗，知道如何能夠切實改變世界。有些人需要經過多年的專業訓練才能創辦公司。例如，在生物科技領域，更有可能創業的是大學教授，而不是中途輟學的大學生。還有一些人需要用到在職業生涯中積累的經驗教訓和人脈。
「有些點子，只有在你親身經歷過、正經工作過之後才會有，」該論文的作者之一、麻省理工學院史隆管理學院（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教授Pierre Azoulay說。「這些挑戰通常不是二十幾歲的年輕人能解決的，因為你需要清楚透徹地了解公司客戶的問題，才能想像出解決之道。」
他們對美國公司的研究還有一個發現，有助於解釋台積電的成功。那就是：如果創始人的創業領域與其先前的從業領域重合，無論是大行業，還是具體的產業，則預示著成功的 「可能性要高得多」。
他們寫道：「行業匹配度越高，成功概率越大。」
創辦晶圓代工廠
當張忠謀決定完全放棄原來的生活、搬往萬裡之外時，他已經在本行業積累了30年的經驗。他對半導體的了解可能超過了地球上的任何人，當然也超過台灣的任何人。張忠謀剛在工業技術研究院（Industrial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履新，李國鼎就把他叫到辦公室，交代了另一項工作。
張忠謀說，李國鼎認為他應該在台灣創辦一家半導體公司，這就是台積電的發端。
當張忠謀坐下來思考台積電的商業模式時，首先想到的是到它不能是什麼。
他說：「我當即斷定，在德州儀器或General Instrument，我不可能建立這樣一家偉大的公司。」
德州儀器負責晶片生產的各個環節，但德州的經驗在台灣卻行不通。要想在台灣打造出一家偉大的公司，唯一的辦法就是創建一家全新模式的公司，其商業模式既能發揮台灣的優勢，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台灣的諸多劣勢。
張忠謀認為，台灣在晶片供應鏈方面恰恰有一個強項。他當時運營的研究機構在之前10年裡一直在進行半導體方面的試驗。他研究了那10年的數據，台灣的晶片良率（即晶圓上合格晶片的百分比）讓他感到驚喜。他說，台灣的晶片良率幾乎是美國的兩倍。
張忠謀知道他的公司在設計、銷售或營銷晶片方面缺乏足夠的資源與矽谷競爭。但他相信，這家公司（也就是日後的台積電）有一個潛在的競爭優勢，即製造晶片，而且只製造晶片。
半導體企業家戈登·坎貝爾（Gordon Campbell）早已在張忠謀的腦海中播下了純晶圓代工的種子。張忠謀在General Instrument工作的那一年，坎貝爾曾拜訪過他，如果沒有這一幕，這一年對他來說多少會有些遺憾。坎貝爾深知建造和運營一座晶圓廠會面臨什麼樣的痛苦和低效風險。他認為，初創企業最好是設計晶片，並將生產外包出去。在他的一些同行看來，這是不可想像的。當時有句名言是，擁有晶圓廠的才是真男人。而他卻覺得未來屬於不要晶圓廠的人。
「人們根深蒂固地認為，一家成功的半導體公司，秘訣在於晶圓廠，」坎貝爾對筆者說。「如果思考一下，向無廠半導體公司模式的轉型其實是顯而易見的。但這與當時的觀念大相徑庭，很多人都沒往這方面想。」
1984年底與張忠謀交談時，坎貝爾正在思考這個問題。很快，張忠謀也思考這個問題。他開始認為，每家無廠半導體公司都將需要一家代工廠。
台灣政府持有48%的股份，其餘資金來自荷蘭電子巨頭飛利浦（Philips）和台灣的私營部門，但張忠謀是這家公司背後的推動力量。張忠謀的經驗、人脈和專業知識，使他有眼光以這種非傳統的商業模式建立台積電。他對這個行業的見解足夠深刻，有能力顛覆這個行業。
張忠謀說，台積電是商業模式的創新。他說，對於這種創新，他認為年齡更大的人可能比年齡更小的人更有能力做到。
張忠謀說，台積電背後的理念也得益於他在長期職業生涯中形成的經營哲學。他說，要做客戶的合作夥伴。這個創立原則從1987年延續至今，一直是台積電的基石，一如台積電所說，成就客戶一直是台積電成功的關鍵。
如今，台積電的數百家客戶中包括蘋果公司和英偉達，它們屬於為數不多的市值超過台積電的公司之列。台積電為蘋果公司生產iPhone、iPad和Mac電腦的晶片，台積電四分之一的淨收入來自於此。英偉達經常被稱為晶片製造商，這很奇怪，因為英偉達並不生產晶片。是台積電在生產。
如今，該公司的運行規模處於一種幾乎令人費解的狀態。第一代英特爾微處理器集成了約2,000個晶體管，而最新的英偉達晶片則集成了超過2,000億個晶體管。要為iPhone製造出完全相同的單晶片，台積電的一家工廠每幾個月就要生產超過一百京（quintillion）個晶體管，即一百萬兆。Miller寫道，整個半導體行業一年生產的晶體管「超過了人類歷史上所有其他公司、所有其他行業生產的所有產品總和。」
對晶片的渴求使得台積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價值。在過去五年中，該公司的市值近乎翻了兩番，張忠謀持有的約0.5%台積電股份現在價值35億美元左右。
「我當初來台灣當然不是為了逐利」，他說。「事實上，我在自己創建的這間公司持股很少。然而，我卻變得相當富有，因為一小部分股票乘以一個很大的數字就會放大財富。」
筆者問他，當初移居台灣時是如何看待成功的。
「在我看來，1985年時能想像到的最大成功就是建立一家偉大的公司。程度稍低一些的成功至少是做了一些我喜歡且想做的事情，」他說，「我碰巧實現了我心目中境界最高的成功。」
筆者問他，他已經建立了一家偉大公司，現在是如何看待成功的，這位被台積電員工稱為「創辦人」的退休高管聽起來鬆了一口氣，因為他再也不用考慮這件事了。他說：「我已經功成身退了。」然後，他引用了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Douglas MacArthur） 1951年在國會的告別演說，當時張忠謀還在上大學，他不知道自己會在美國建立一番事業，然後再台灣開創另一番事業。
老兵未朽，只是凋零。
張忠謀說：「我就是一名老兵。我還健在。但我正在退出這個舞臺。」
